倒计时。远处有狗吠声,一声接一声,在夜色中传得很远。

    “我怕。”林默涵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怕任务失败,怕同志牺牲,怕再也回不去大陆,怕晓棠长大了不记得爸爸的样子。”

    他很少说这样的话。在组织面前,他是冷静果决的“海燕”;在敌人面前,他是滴水不漏的商人沈墨;在陈明月面前,他大多数时候也是个克制而疏离的“同志”。但此刻,也许是夜太深,也许是鸡汤太暖,也许是陈明月指尖的颤抖触动了他心底某根紧绷的弦。

    “但我更怕,”他继续说,每个字都像从胸腔深处挤压出来,“更怕因为我的恐惧,让更多人牺牲,让这片土地永远分裂,让晓棠那代人还要继续承受我们这代人的痛苦。”

    陈明月没有说话。她走到林默涵面前,伸出手,轻轻按在他握着汤碗的手上。她的手很凉,他的手很烫。

    “我十六岁那年,在北平读书。”陈明月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有个同学,叫周婉婷。我们同桌,她英文好,我数学好,她经常帮我补课。有一天,她没来上学。老师说,她家里有事。第二天,她还没来。第三天,她父亲来学校收拾她的东西,眼睛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婉婷和她哥哥因为参加学生上街运动,被特务抓走了。她哥哥死在了监狱里,她被放出来时,已经疯了。”

    林默涵反手握住了她的手。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陈明月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但我知道,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害怕而退缩,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变好。你怕,我也怕,但怕也要往前走,不是吗?”

    “明月……”

    “汤要凉了。”陈明月抽回手,转身走向厨房,“喝完早点休息,明天一早我还要赶火车。”

    林默涵看着她的背影。旗袍的腰身收得很妥帖,勾勒出纤细的曲线。她走路时背挺得很直,那是多年学习舞蹈养成的习惯。但林默涵知道,她左腿小腿上有一道疤,是去年一次紧急转移时,被铁丝网划伤留下的。当时流了很多血,但她一声没吭,直到安全屋才晕过去。

    他喝完汤,走到书桌前,打开台灯。从抽屉里取出那本《唐诗三百首》,翻到王维的《相思》那一页。诗页的夹层里,是女儿的照片。照片背面,是他离开大陆前,妻子用钢笔写下的一行小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缓缓归矣。何时能归?

    窗外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悠长而苍凉。高雄港的夜晚永不沉睡,货轮在黑暗中来来往往,载着货物,载着人,载着希望,也载着绝望。而在这座孤岛上,有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夜色中潜伏,在刀尖上行走,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林默涵合上书,关上台灯。黑暗中,他轻声念了一句诗,不知是念给自己,还是念给远方的人: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

    第二天清晨,陈明月坐上了开往台北的早班火车。

    她穿了一件藕荷色的旗袍,外罩米白色针织开衫,头发挽成优雅的发髻,插着一支普通的铜簪——只有林默涵知道,簪子中空的芯里,藏着微缩胶卷。她拎着一只小巧的皮箱,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位去台北探亲或购物的寻常妇人。

    火车缓缓驶出高雄站。陈明月靠窗坐着,看着站台上送行的人群逐渐后退、变小、最终消失。然后城市景象也开始后退:低矮的木板房,晾晒在竹竿上的衣服,骑着自行车的人,冒着黑烟的工厂烟囱。接着是农田,绿油油的水稻田,农人戴着斗笠在田间劳作。再然后是一片槟榔林,细高的树干整齐排列,像一排列队的士兵。

    “小姐,一个人去台北?”

    对面座位的中年男人搭话。他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看起来像公务员。

    “探亲。”陈明月微笑回答,笑容的弧度恰到好处——既不显冷漠,也不过分热情。

    “哦,台北好啊,比高雄繁华多了。”男人从公文包里取出报纸,“你是高雄人?”

    “我先生是。我是福建嫁过来的。”

    “福建啊……”男人展开报纸,头版头条是“国军金门大捷”的新闻,配着模糊的照片,“现在回不去喽。”

    陈明月笑了笑,没接话,转头继续看窗外。这个话题太敏感,多说多错。

    火车穿过隧道,车厢内骤然暗了下来。在黑暗中,陈明月的手指轻轻抚过发髻上的铜簪。簪子冰凉,但她能感觉到里面胶卷的存在。那是林默涵熬了一整夜整理出的情报,关于美军顾问团的行程,关于高雄港即将到来的“特殊货轮”,关于左营海军基地的布防调整。

    如果顺利,今天下午她就能见到苏曼卿。那个总是笑得风情万种的咖啡馆老板娘,谁能想到她是地下交通站的核心?陈明月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苏曼卿的情景:在明星咖啡馆二楼靠窗的位置,苏曼卿端着咖啡走过来,手腕上戴着一串檀香木佛珠。当她弯腰放下咖啡杯时,陈明月看到她左手无名指上那道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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