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水的木头，“招标办刚报上来的预算，财政局批下来的只有原计划的百分之六十三。现在每个项目都在砍，你这属于非紧急民生类，优先级排在后面。”“可我们已经垫进去八十万了……”女人声音发颤。“我知道。”李建华叹了口气，“这样，我让建委给你加个‘应急通道’标识，下次评审往前排两位。但钱，真没法多给。你回头去找找安澜地产，听说他们最近资金宽裕，愿意接这类垫资项目。”我指尖一顿，手机屏幕暗了下去。原来他早就知道我要来，不是客套，是真在等。我低头看了看腕表：一点零七分。再抬头时，会议室门开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匆匆走出来，眼睛泛红，手里捏着一叠文件，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低头快步离开。我整了整衣领，推门进去。李建华坐在会议桌主位，面前摊着一份标书，正用红笔圈画着什么。他抬头看见我，没起身，也没伸手，只是把红笔搁在桌上，露出一点笑意：“来得挺准时。坐。”我坐下，把牛皮纸筒放在桌角，没急着打开。“李区长，刚才那位是……”“建工集团第三分公司的项目经理。”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热气氤氲，“负责高新区养老服务中心一期。她丈夫年前出车祸没了，现在一个人扛着整个项目。”我点点头，没接话。他放下杯子，目光落在我脸上：“你运动馆开业那天，我在窗口看了十分钟。不是看热闹，是看细节——消防通道宽度、无障碍坡道坡度、电梯轿厢内盲文按钮位置、甚至洗手间干手器安装高度。这些地方，八成开发商会省，你全做了。”我微微一怔。“您……亲自去看的？”“我每周固定巡查两个新建项目。”他指了指自己左胸口口袋，“工作证背后贴着便签，上面记着当天要看的十个指标。”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他不是在夸我，是在验收。验收一个开发商是否真的把“人”字刻进了钢筋水泥里。“所以今天来，不是为求个项目。”我身体前倾，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声音放得很稳，“是想告诉您，安澜地产接下来三年，不做住宅，不炒地皮，就做一件事：帮高新区把所有卡在半道上的市政工程，一寸一寸，钉回正轨。”李建华没立刻回应。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个U盘，推到我面前。“这是高新区未来五年重点推进的二十一个公建项目清单，含所有前期卡点、责任单位、当前堵点。”他顿了顿，“里面有七个，是财政局明确表示‘短期内无力拨款’的。但它们必须今年动工。”我伸手拿起U盘，没看，只握在掌心。“我有个请求。”我说。“讲。”“请让我参与下周二的‘高新区公建项目协调会’。”我直视着他，“不是旁听，是以安澜地产名义列席，带方案发言。”他沉默三秒，忽然笑了：“你比我想的还敢。”“不是敢。”我摇头，“是不得不。”他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伸手拍了拍我肩膀：“好。我让秘书把你名字加进参会名单。不过——”他语气一沉，“会上你要讲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这七个没钱的项目，凭什么值得现在启动’。”“我准备好了。”我从纸筒里抽出那张文体中心图纸，展开，平铺在桌面上，“因为它们不是七个独立项目，是同一根血管上的七个出血点。堵住一个，其他六个会更快失血。”他俯身细看，手指划过图纸背面密密麻麻的批注，忽然指着其中一行：“这里写‘联合高职共建实训基地’……你打算让学生进场实操？”“对。”我点头，“学生实习算人工成本，计入项目支出；实训成果可申报省级产教融合示范案例；学校挂牌，等于政府背书；学生毕业后优先留用，解决本地就业——每一笔账，都算进财政可承受范围内。”他久久没说话，只把图纸翻过来，对着灯光照了照纸背——那里用铅笔写着一行极小的字：“此图仅呈李区长一人，原件焚毁。”他抬眼看向我，眼神变了。不再是审视，而是一种近乎锋利的确认。“你烧过多少张这样的图？”他问。“二十七张。”我答，“每一张，都对应一个卡住的项目。”他忽然伸手，把U盘拿回去，重新插进自己笔记本电脑，调出一份文件，点开其中一页，推到我面前。屏幕上是一份尚未对外公布的《近江市城市更新专项债申报指南》草案，其中一条赫然写着：“鼓励社会资本以EPC+F模式参与存量改造，对纳入市级重点项目库的，给予最高2%的融资贴息。”我瞳孔微缩。这意味着——只要我能把某个旧改项目包装进市级库，哪怕财政一分不掏，银行贷款利息也能省下一大截。“这份指南，下周五正式印发。”他关掉页面，“明天上午九点，建委一楼会议室，有个小范围碰头会。你来。”我起身，郑重鞠了一躬。他没拦，只在我转身欲走时，叫住我：“陈安。”“在。”“苏博远跟我说，你卖许关地块赚了两个亿。”他顿了顿，“但我更信我看到的——你运动馆厕所里的烘手机，是德国原装进口，单价两千三，整个近江，你是唯一一家装的。”我脚步一顿。“为什么装它？”他问。我转过身，没回避他的目光：“因为用的人，不全是老板。”他静了两秒，忽然笑了，这次是真心的，眼角堆起细纹：“明天别空手来。”我点头，走出会议室。走廊尽头的消防通道口，我停下，掏出手机，拨通苏婉电话。她很快接起，声音轻快：“忙完啦？”“嗯。”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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