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郊外有个村子,普普通通,跟华北平原上几千个村子没什么两样。土路,砖房,村口几棵老槐树,树底下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可村里人都知道,村东头住着一个老太太,跟别人不一样。

    老太太姓什么,村里人倒不太在意,都叫她“老神仙”。谁家小孩儿半夜哭闹不止,抱去让她摸一摸,回来就睡得跟小猪似的;谁家大人高烧不退,让她念叨几句,第二天就能下地干活。方圆百里都知道她,河北的、山东的、河南的都开着车来找她。老太太要的钱不多,几块钱,有时候一把菜,几个鸡蛋,就给看。有人说她是神仙附体,有人说她是得道高人,可老太太自己知道,这一切,都得从那个下午说起。

    那是九十年代早期的一个秋天,具体哪年她记不清了,可那天发生的事,每一个细节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像是刻在脑子里一样。

    那天下午,天有点阴,风刮着院子里的枣树叶子哗啦哗啦响。老太太从邻居家回来,路过隔壁菜地的时候,顺手摘了几颗大白菜。农村人不讲究这些,邻里之间,摘几颗菜不算什么。她抱着白菜进了家门,把灶火点上,切了点猪油,准备炒个白菜,再蒸锅米饭,够自己吃两顿的。

    灶台上的火苗舔着锅底,猪油在锅里滋滋响,化开了,冒起一层细密的泡泡。老太太把切好的白菜倒进去,“哗啦”一声,白气猛地蹿上来,满屋子都是油香和菜香。她拿着锅铲翻了几下,白菜在锅里软下去,变得油亮亮的。她正翻炒着,大门响了。

    “邦邦邦。邦邦邦。”

    敲得不急不慢,三下,停一停,再三下。

    老太太放下锅铲,擦了擦手,走到门口问:“谁呀?”

    外头没人应。

    她又问了一声:“谁呀?”

    还是没人应。她把门闩拉开,木门“吱呀”一声开了。

    门口站着两个人。

    一男一女,都戴着黑墨镜,个子很高。女的得有一米七,男的得有一米八几。穿着打扮跟村里人完全不一样,那种衣服老太太只在电视上见过——挺括括的,亮闪闪的,一点褶子都没有,身上干净得连个土星子都不沾。女的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上衣,男的是黑色的,料子看不出来,反着光。两个人就那么直直地站在门口,腰板挺得笔直,一动不动,像两根钉在地上的桩子。

    老太太愣住了。她活了七十多年,没见过这样的人站在自己家门口。

    “您……找谁呀?”老太太的声音有点发虚,手不自觉地攥着门框。

    两个人没说话,就那么站着。脸上的黑墨镜把眼睛遮得严严实实,看不出他们在看哪儿。

    “我这老婆子家里也没啥事,你们是这附近的人吗?”

    安静了几秒钟。风从门口灌进来,吹得老太太后背发凉。

    然后那女的开口了。

    “大妈,我们没别的事。”她的声音细细的,轻轻的,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可听着不像本地口音,也不像任何老太太听过的口音,“就是打您这村子路过,实在找不着人家吃饭了。能进您家歇会儿,讨口水喝,让我们吃顿饭吗?”

    老太太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这两个人的穿戴,不像吃不起饭的。上我这么一个穷老婆子家吃啥呢?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搓了搓手,指甲缝里还嵌着刚才择菜时的泥。

    “吃饭倒是没问题,”她说,“可我这家里没啥好东西,就是白菜米饭。你们要不嫌弃,就进来吧。”

    那俩人也不客气,跟着老太太就进了屋。老太太注意到,他们走路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脚踩在院子的泥地上,连个脚印都没留下。

    老太太把他们让到堂屋的四方桌前。那桌子是老榆木的,漆都磨没了,露着木头的本色,桌面上还有几道刀痕,是切菜时留下的。两个人一左一右坐下,坐姿笔直,背不靠着椅背。他们自己伸手拿起桌上的茶壶——那把老茶壶嘴都缺了一块——找了两个杯子,倒上水就开始喝。

    不是那种小口小口地喝,是“咕咚咕咚”地灌。一杯接一杯,喝完了倒,倒完了喝,喉结上下滚动,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下巴往下淌,滴在衣服上,他们也不擦。老太太站在旁边看着,心里头越来越毛——这俩人是怎么了?渴了多少天了?

    “别这么喝呀,”老太太忍不住劝,声音里带着心疼,“这么个喝法,一会儿该喝坏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去了?渴了多少天了?”

    两个人不答话,只管喝。女的那个喝得比男的还凶,一杯接一杯,手都不带抖的。老太太看着那一壶水——那是她早上刚烧的,满满一壶,够她喝一天的——眼瞅着就见底了。

    喝完了大半壶,那男的终于放下杯子,抹了一把嘴。他抬起头来,冲老太太笑了一下。

    那笑容让老太太觉得不太对劲。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嘴咧开的弧度,嘴角上扬的角度,停的时间——不像是人笑的样子,倒像是有人把“笑”这个动作安在了他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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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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