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8章 艰难的条约(2/3)
业军人的身份，对“军事需要”提出了质疑：“元帅先生，各位将军，”他转向在场的苏联军方代表，“对德作战的主要战线正在向西推进，罗马尼亚境内的军事价值正在下降。我们理解保障交通线的需要，但‘战略要地’的定义过于模糊。我们希望明确驻军的具体目的、大致区域，以及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比如，以欧洲战事正式结束，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为终点。”
苏联军方代表，一位表情冷硬的将军，立刻反驳：“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任何僵化的时间表和地点限制，都可能束缚红军的手脚，危害盟军的共同事业。希特勒的军队还在负隅顽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巴尔干方向发起反击？保障红军的行动自由，是最高优先级。”
沃伊库外长则从法律和政治角度切入：“这样的条款，即使冠以‘暂时’之名，其实际执行效果与军事占领无异。这将在国际社会引起误解，损害苏联作为一个解放者而非占领者的形象。我们提议，是否可以换一种形式？例如，罗马尼亚政府主动‘邀请’苏军在特定期间内使用某些军事设施，并共同组成协调机构管理相关事务，而不是由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单方面决定。”
这又是一场意志和智慧的较量。罗马尼亚人深知，他们无法完全拒绝苏军的存在，但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给这个存在套上缰绳。他们不断地争辩、解释、甚至近乎恳求，强调过度驻军对罗苏长期关系的毒害，强调一个主权受到尊重的罗马尼亚对苏联的潜在价值。
米哈伊王储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宴上，他避开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与一位看起来相对温和的苏联中层外交官交谈，看似随意地提及：“如果驻军问题能够以更尊重我方主权的方式解决，我相信埃德尔国王陛下在国内推行亲苏政策时，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能更有效地压制国内那些……不和谐的声音。” 这是一种隐晦的提醒：一个合作、稳定的罗马尼亚王室政府，比一个被驻军条款激怒、充满反苏情绪的无政府状态，对苏联更有利。
最终，关于驻军的条款被修改为：“为完成对德共同作战之最终目标，苏联红军得在罗马尼亚境内之主要交通线（具体清单见附件一）沿线，驻扎必要之部队，其驻扎事宜由双方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协调管理。一俟对德战争在欧洲范围内以德国无条件投降形式正式结束，所有基于本条款之驻军应开始逐步缩减，并在最终和平条约签署后六个月内完全撤离。”
附件一的清单，经过激烈争吵，被限制在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康斯坦察等少数港口。虽然“逐步缩减”和“最终和平条约”仍然是模糊概念，但毕竟写入了“完全撤离”的最终目标和时间框架（尽管与和平条约挂钩，而和平条约何时签署主动权仍在大国手中）。这远非完美，但相比最初的草案，已是巨大的进步。罗马尼亚守住了一条模糊但存在的法律底线。
此外，条约还规定了罗马尼亚将继续提供军队对德作战（这符合罗马尼亚自身收复失地和展现盟友价值的需要），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这无可厚非），以及——在米哈伊极力坚持下——写入了“罗马尼亚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应得到尊重，其内部事务应由罗马尼亚人民自行决定”的原则性条款。这一条款，在未来将成为罗马尼亚在国际场合和法律上扞卫自身权利的重要依据。
关于王室的地位，条约没有明确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许。斯大林那句“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自然可以继续发挥其团结国家的作用”，就是苏方不在此刻强行废除君主制的信号。对米哈伊而言，这就够了。
1944年9月12日，一个阴沉的莫斯科下午，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一个侧厅举行。没有盛大的庆典，只有凝重的气氛。米哈伊王储代表罗马尼亚国王，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在厚厚的一叠文件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当米哈伊放下笔，抬起头时，他感到的并非喜悦，而是一种近乎虚脱的沉重。他保住了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名分，避免了即时被吞并或彻底军事占领的命运，王室得以存续。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尼亚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苏军以“暂时”之名留在了国土上，未来的政治走向被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是一个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喘息的机会。这不是胜利，这是一场惨烈的、不得已的止损。
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例行公事地与米哈伊握了握手，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他公式化地说。
米哈伊用力地回握，目光坚定：“这取决于我们双方如何共同书写接下来的篇章，莫洛托夫先生。”
走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天空依旧阴沉，但米哈伊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他知道，国内的父亲和人民在等待消息。他必须尽快返回，开始面对条约履行和国内政局那更加复杂莫测的挑战。外交上的博弈暂告段落，但守护罗马尼亚的战争，以另一种形式，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他带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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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方代表，一位表情冷硬的将军，立刻反驳：“战争形势瞬息万变，任何僵化的时间表和地点限制，都可能束缚红军的手脚，危害盟军的共同事业。希特勒的军队还在负隅顽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巴尔干方向发起反击？保障红军的行动自由，是最高优先级。”
沃伊库外长则从法律和政治角度切入：“这样的条款，即使冠以‘暂时’之名，其实际执行效果与军事占领无异。这将在国际社会引起误解，损害苏联作为一个解放者而非占领者的形象。我们提议，是否可以换一种形式？例如，罗马尼亚政府主动‘邀请’苏军在特定期间内使用某些军事设施，并共同组成协调机构管理相关事务，而不是由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单方面决定。”
这又是一场意志和智慧的较量。罗马尼亚人深知，他们无法完全拒绝苏军的存在，但他们必须竭尽全力给这个存在套上缰绳。他们不断地争辩、解释、甚至近乎恳求，强调过度驻军对罗苏长期关系的毒害，强调一个主权受到尊重的罗马尼亚对苏联的潜在价值。
米哈伊王储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一次非正式的工作晚宴上，他避开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与一位看起来相对温和的苏联中层外交官交谈，看似随意地提及：“如果驻军问题能够以更尊重我方主权的方式解决，我相信埃德尔国王陛下在国内推行亲苏政策时，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也能更有效地压制国内那些……不和谐的声音。” 这是一种隐晦的提醒：一个合作、稳定的罗马尼亚王室政府，比一个被驻军条款激怒、充满反苏情绪的无政府状态，对苏联更有利。
最终，关于驻军的条款被修改为：“为完成对德共同作战之最终目标，苏联红军得在罗马尼亚境内之主要交通线（具体清单见附件一）沿线，驻扎必要之部队，其驻扎事宜由双方军事代表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协调管理。一俟对德战争在欧洲范围内以德国无条件投降形式正式结束，所有基于本条款之驻军应开始逐步缩减，并在最终和平条约签署后六个月内完全撤离。”
附件一的清单，经过激烈争吵，被限制在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康斯坦察等少数港口。虽然“逐步缩减”和“最终和平条约”仍然是模糊概念，但毕竟写入了“完全撤离”的最终目标和时间框架（尽管与和平条约挂钩，而和平条约何时签署主动权仍在大国手中）。这远非完美，但相比最初的草案，已是巨大的进步。罗马尼亚守住了一条模糊但存在的法律底线。
此外，条约还规定了罗马尼亚将继续提供军队对德作战（这符合罗马尼亚自身收复失地和展现盟友价值的需要），解散所有法西斯组织（这无可厚非），以及——在米哈伊极力坚持下——写入了“罗马尼亚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其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应得到尊重，其内部事务应由罗马尼亚人民自行决定”的原则性条款。这一条款，在未来将成为罗马尼亚在国际场合和法律上扞卫自身权利的重要依据。
关于王室的地位，条约没有明确提及，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许。斯大林那句“如果能够顺应历史潮流，自然可以继续发挥其团结国家的作用”，就是苏方不在此刻强行废除君主制的信号。对米哈伊而言，这就够了。
1944年9月12日，一个阴沉的莫斯科下午，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一个侧厅举行。没有盛大的庆典，只有凝重的气氛。米哈伊王储代表罗马尼亚国王，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在厚厚的一叠文件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
当米哈伊放下笔，抬起头时，他感到的并非喜悦，而是一种近乎虚脱的沉重。他保住了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名分，避免了即时被吞并或彻底军事占领的命运，王室得以存续。但他也清楚地知道，罗马尼亚背负上了沉重的经济枷锁，苏军以“暂时”之名留在了国土上，未来的政治走向被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这是一个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喘息的机会。这不是胜利，这是一场惨烈的、不得已的止损。
仪式结束后，莫洛托夫例行公事地与米哈伊握了握手，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新起点。”他公式化地说。
米哈伊用力地回握，目光坚定：“这取决于我们双方如何共同书写接下来的篇章，莫洛托夫先生。”
走出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天空依旧阴沉，但米哈伊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他知道，国内的父亲和人民在等待消息。他必须尽快返回，开始面对条约履行和国内政局那更加复杂莫测的挑战。外交上的博弈暂告段落，但守护罗马尼亚的战争，以另一种形式，才刚刚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他带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