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夜晚带着咸湿的海风,码头仓库区的煤油灯在雾中晕开昏黄的光圈。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办公室窗前,手中握着一只青瓷茶盏,盏沿残留着半凉的铁观音。茶汤在月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像极了三天前在老赵遗体旁看到的那摊血。

    “沈先生,单据都整理好了。”

    伙计阿水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是林默涵三个月前从码头苦力中挑选出来的,机灵、寡言,最重要的是眼神干净——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高雄,这种干净极为难得。

    “放在桌上吧。”林默涵没有转身,视线依然投向窗外,“今天海关那边有什么动静?”

    阿水将一摞贸易单据轻轻放在红木办公桌上,声音压得很低:“陈科长又派人来查了,说是例行检查。但我看他们在货仓转了半个时辰,还特意问起咱们上个月从香港进口的那批‘缝纫机’。”

    茶盏在林默涵手中微微一顿。

    缝纫机。那是上个月从香港转运来的发报机零件代号。货单上写的是“胜家牌缝纫机二十台”,实际木箱夹层里藏着真空管和变压器。交接时用了三重掩护:先是货轮在公海换船旗,再由香港贸易公司的“内线”更改报关单,最后在高雄港用双倍贿赂打通关节。整个过程本应天衣无缝。

    “他们查到什么了?”林默涵的语气依然平静,但握茶盏的手指关节已经泛白。

    “没查到。我按您的吩咐,提前把三台真缝纫机放在最外面,开箱时故意让报关员看到。他们抽查了第四箱,还是真货。”阿水顿了顿,“但陈科长走的时候说,明天还要来查账。”

    “查账……”林默涵终于转过身,将茶盏轻轻放在窗台。月光照在他金丝眼镜的镜片上,反射出两片冷光。“你通知账房老吴,今晚把去年到今年的所有账目再核对一遍,特别留意那些和军方有关的交易。”

    “是。”阿水犹豫了一下,“沈先生,还有件事……码头的老刘说,最近总有些生面孔在仓库区转悠,不像苦力,倒像是……”

    “倒像是什么?”

    “倒像是吃官家饭的。”

    房间里静了下来。远处传来货轮的汽笛声,沉闷悠长,像某种不祥的预兆。林默涵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取出一本蓝色封皮的账册。翻开内页,密密麻麻的数字间,藏着只有他才能看懂的密码。

    “阿水,你跟我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沈先生。”

    “记得我招你那天说的话吗?”

    阿水挺直了背:“记得。您说,做生意和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守规矩。不该问的不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记的不记。”

    “你现在还想跟着我干吗?”

    年轻人沉默了。窗外飘来鱼市的味道,混合着柴油和海藻的腥气。高雄港的夜晚从来不是安静的,货轮装卸的轰鸣,苦力号子,妓女的调笑,警笛偶尔划过夜空——这一切构成了1953年台湾南部港口城市的背景音。但在这些声音之下,还有另一种更隐秘的声响:皮鞋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手铐碰撞的金属声,以及无声的消失。

    “我娘说,我爹是1947年‘二二八’时没的。”阿水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那些当兵的闯进家里,说我爹藏了‘匪谍’。他们搜了一整天,最后在米缸里找到一本《三民主义》……就凭这个,把我爹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林默涵静静听着。窗外,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

    “我娘哭瞎了一只眼。我十六岁就到码头扛包,扛了四年,那些工头克扣工钱,生病了就把你踢开。直到沈先生您雇了我,给我双倍工钱,还让我娘去看医生。”阿水抬起头,眼眶发红,“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谁是好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林默涵合上账册,走到阿水面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这个动作让阿水愣住了——在他印象中,这位总是温文儒雅却又带着疏离感的沈先生,从未有过如此亲近的举动。

    “明天早上,你去银行取一笔款子,送到你家里。然后带你娘去台南住一阵子,就说……就说是我派你去看那边的分号。”

    “沈先生?”

    “听话。”林默涵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台南的林记绸缎庄,掌柜姓王,是我故交。你拿这个去找他。”

    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银元,在灯光下翻转。银元边缘有一道浅浅的刻痕,像是无意中划伤的,但阿水注意到,那道刻痕正好穿过“壹圆”的“壹”字。

    “记住了,这枚银元就是信物。王掌柜看到,自然会安顿你们母子。”

    阿水接过银元,触手冰凉。他想问什么,但看到林默涵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眼神他见过一次——三个月前,海关缉私队来查一批“违规”的糖货,沈先生就是用这种眼神看着那些当兵的,然后笑着递上红包。但阿水分明看到,沈先生背在身后的左手,指节捏得发白。

    “我现在就去?”阿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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