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和张君他们交代多久。在跟他们说了，暂时把公司交给他们盯着一段时间，我便起身和周寿山下楼了。不过张君却一路送到了楼下。公司门口。张君看着我和周寿山的身影，想了一下，看着我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是在近江的话还好，我还能出点力，可惜燕京那边，我帮不上你什么忙。”张君对我很了解。在近江，以我的能力，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摆不平的。现在我突然要离开的原因也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燕京那边出事情了。所以作为......我坐在苏博远书房的旧皮沙发上，烟灰缸里已经积了三截烟灰，青白烟气缓缓升腾，在午后斜照进来的光柱里浮游如雾。窗外梧桐叶影摇晃，蝉声闷在热浪里，一声紧似一声，像极了三年前我在鼎红会所后巷蹲着抽烟时听见的那种节奏——那时我刚被宁海踹翻在地，左脸肿得发亮，手里攥着中介扣下的身份证，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怎么把那张薄薄的卡片捅进对方喉咙。可现在，我指尖夹着烟，听苏博远讲“垫资换地”，讲“市政工程要靠口碑吃饭”，讲“你不是建筑公司出身，但安澜地产这两年没出过一道裂缝，这就比很多老八股还硬气”。他说话不快，语调平实，像在教一个刚进局里的科员看规划图，没有居高临下的提点，也没有刻意放低姿态的体恤，只是把事情掰开、揉碎、再摊在桌上——这恰恰是最让我安心的部分。因为我知道，他不是在施舍，是在交付一种逻辑。“垫资”两个字在我耳朵里嗡嗡作响。不是怕钱压不住，是怕节奏乱了。许关地块套现两亿，账上净留五千五百万，其中三千二百万已划入安澜运动馆二期扩建专户，剩下两千三百万，若全砸进一个市政项目，现金流立马绷成一根琴弦，稍有震动就断。可苏博远说的也对：做生不如做熟。我手里有施工团队，有监理班子，有近江本地十几个工地同步运转的经验；去年东郊保障房一期，我们交工提前四十三天，验收一次性通过，住建局网站还挂了表扬通报；连汪宏宇都在饭桌上当着常务副市长的面夸过一句：“陈安干的活儿，比有些国企还稳。”稳，就是我的资本。我弹了弹烟灰，问：“苏局，您觉得哪个口子最可能开口？”苏博远没立刻答，起身拉开书柜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沓文件，纸页边角微卷，封皮印着“近江市2024年政府投资类项目前期研究备选库（内部参考）”。他没递给我，而是翻开其中一页，用钢笔圈出一行字：“西山片区全民健身中心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EPC总承包项目（拟建）”。“西山？”我念出声。“对。”他点头，“老城区改造最后一批，位置偏，配套差，原来是个纺织厂废弃厂区，拆迁刚结束，土地性质正在从工业用地转为公共服务用地。市里定了调子，今年必须启动，明年三季度前主体封顶——时间紧，要求高，但好处是，它不招标，走的是‘优质服务商定向邀标’。”我心头一跳：“定向邀标？”“嗯。”他把文件往我面前推了推，“名单还没定，但牵头单位是市卫健委和体育局联合报的，国土那边我打过招呼，初步意向里，有你们安澜地产的名字。”我喉结动了动，没接话。这不是运气，是布局。苏博远早就在等我回来这一趟——他不需要催我，他知道我会来；他也不需要替我决定，他知道我听得懂分量。“工期压力大不大？”我问。“大。”他直言，“原计划总包方要自筹资金至少六千万元，涵盖设计、采购、施工全周期。但市里给的回款节点很明确：基础完工拨30%，主体封顶拨50%，竣工验收后再付15%，最后5%质保金两年后结清。”我低头算了算：六千万垫资，按一年半周期算，财务成本至少六百多万。但反过来看，这六千万如果拆成三块——设计费、设备采购、土建施工，我完全可以分包出去，只控核心节点，自己只垫最关键的土建部分；而设备采购那一块，我刚跟张君聊完运动馆旗舰店的事，他名下鼎红供应链公司刚好做高端健身器械进口代理，价格能压到市场价七成；至于设计，我手机里存着三个事务所的联系方式，都是东郊保障房合作过的，图纸返工率低于行业均值42%。账不是算不清，是得有人愿意帮你把账本摊开。我抬眼看他：“如果我接，能不能争取把‘全民健身中心’单列出来，作为独立运营模块？比如后期委托安澜运动馆来管理？”苏博远笑了，眼角皱纹舒展开来：“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方案里写了，运营管理权由中标方自主选择，只要符合国家公建运营规范，可以社会化委托。你要是真能把运动馆品牌嵌进去，反而成了加分项——上面喜欢看‘政企协同创新’的样板。”我点点头，没再追问细节。有些事，点到即止才是尊重。就像他从来不说“我帮了你多少”，我也从不提“当年若没有您，我现在还在给人倒酒”。我们又聊了半小时，谈了西山项目的地形测绘难点、周边居民协调要点、以及最关键的一条——“项目立项批复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与市财政局签署《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协议》”。这句话他重复了两遍，声音不高，却沉得像块石头落进我心里。出来时，季晓红正端着一盘清蒸鲥鱼从厨房出来，鱼身铺着火腿丝和姜丝，油光锃亮。见我出来，她笑着招呼：“安子快来，趁热尝尝，你苏叔最爱这一口。”她叫“安子”，不叫“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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