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人。东京写真专门学校毕业，六十年代在松竹当过副摄，七十年代初因反对军国主义题材被解雇，之后在涩谷开了一家冲洗店，专修战前胶片。他今年六十八，左腿装着义肢，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裔——母亲在燕子矶被日军刺刀挑进江里，父亲是金陵大学外文系教授，死于1938年1月的‘清乡行动’。”罗峰猛地站起：“他在哪？”“就在魔都。”魏翎翎微笑，“昨天刚下船。我让他今天下午去‘上海照相馆’修一台老式放大机。阿敏爷爷说，那人修机器时，哼的是《茉莉花》的调子，但最后一个音，总是往下沉半度。”魏明终于笑了。他拿起咖啡杯，杯底与碟子相碰，发出极轻的“嗒”一声。“罗导，”他望着罗峰，“您信不信，有些事，不是人去找它，是它自己走过来，踩着七十年前的砖缝，带着未干的血痂和未冷的体温。”罗峰没回答，只是伸出手，掌心向上。魏明抬手，与他击掌。一声脆响，像快门开合。魏翎翎也伸出手，覆在两人掌上。三只手叠在一起，纹路纵横，青筋微凸，仿佛三段不同年代的胶片，在此刻咬合、同步、开始运转。当晚十一点，魏明回到鸣龙传媒办公室。柳如龙还在等，桌上摊着三份文件：一份是《英雄本色》演员合同，郑浩南已签字；一份是《木头美人》配乐进度表，林子祥确认下周进棚；第三份，是梅琳达从纽约传来的加密邮件打印稿——标题赫然写着《漫威影业收购意向书（草案）》。魏明没看第三份。他抽出钢笔，在《英雄本色》合同末页空白处，用楷体写下一行小字：“女主角林淑芬，由福建大田县‘上海照相馆’店主阿敏先生之孙女魏明推荐。”柳如龙凑过来看，咦了一声：“这孩子才十四岁？”“他推荐的不是人。”魏明合上合同，目光落在窗外黄浦江上缓缓驶过的货轮灯火，“是他爷爷修了四十七年的徕卡相机里，最后一格未曝光的胶片。”次日凌晨五点，魏明驱车抵达大田县。白岩公园晨雾未散，石阶湿滑。他没敲门，只将铝盒放在“上海照相馆”斑驳的榆木门框上，盒盖微启，露出那两卷胶片的一角。转身离开时，身后传来“吱呀”一声。阿敏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门内。他没看魏明，目光死死锁在铝盒上，右手下意识摸向左耳后——那里有一道寸许长的旧疤，形如弯月。魏明没停步，只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抵在自己左耳后。阿敏浑身一震。魏明继续向前走，身影渐渐融进薄雾。身后，阿敏颤巍巍伸出左手，接过铝盒。盒底压着一张折叠的宣纸。他展开，上面是魏明手写的两行字：“七七事变那年，您十四岁，学徒满师。南京沦陷那年，您十四岁，按下快门。今朝雾散，您仍十四岁——因记忆从未长大，故良知永远年轻。”阿敏盯着那行字，久久不动。晨光终于刺破雾霭，一束金线斜斜切过他沟壑纵横的脸颊，照亮他眼中蓄了半生的泪，却始终未落。此时，千里之外的魔都，《收获》编辑部。孔编揉着酸胀的太阳穴，将刚收到的三封读者来信并排铺开——一封来自福建大田县白岩公园居委会，称辖区老人阿敏近日情绪异常激动，多次手持杂志喃喃自语；一封来自南京遇难同胞纪念馆，附有吴旋先生亲笔信，证实《南京照相馆》所涉史实“分毫不差，字字泣血”；第三封，信封上只印着一枚小小的银杏叶火漆印，寄件人栏空着，内页却是一张泛黄照片复印件：1937年12月15日，中华门箭楼下，一名穿蓝布衫的少年正将一台徕卡相机塞进青砖墙缝，他抬头望向镜头，眼神清澈如初生。孔编将三封信压在《南京照相馆》校样稿最上方，拿起红笔，在标题旁郑重批注一行小楷：“此篇问世，非为怀旧，实乃验心——验吾辈是否尚存俯仰无愧之脊梁，验时代是否仍有承接苦难之胸膛。”窗外，1985年夏至的阳光正一寸寸漫过编辑部窗台，将那行小楷染成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