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阿明，那年夏天的事，到现在一想起来，后背还会冒出一层冷汗。
南京江宁，四面环山的村子，暑气蒸得人像蒸笼里的馒头。我们六个人——我、阿虎、小军、大伟、林子、胖墩——每年夏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去村外那条小河沟里抓小龙虾。那天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河水却是凉的，我们挽着裤腿在水里摸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人提着一大桶小龙虾往家走。桶里窸窸窣窣地响，虾钳子挠着铁皮，听得人心里痒痒的。
走半道上，阿虎忽然站住了。他眯着眼往半山腰一指：“你们看，那庙里有香火！”
我们抬头一望，果然，山腰那座老庙的方向，几缕青烟袅袅地升起来，在傍晚暗红色的天光里，像三根细长的灰手指。那座庙年头久了，灰瓦上长满了瓦松，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供的是哪路神仙。逢年过节，总有人上去烧香，可谁也没见过神仙显灵。
阿虎的眼睛亮了：“有人上供，肯定摆了好吃的！上去瞧瞧！”
我心里“咯噔”一下。奶奶的嘱咐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庙里的贡品不能碰，那是给神仙吃的，偷吃了要遭天罚。”可阿虎那张嘴比夏天的苍蝇还烦人，三言两语就把其他几个说动了。小军和大伟已经开始咽口水，胖墩直接迈开了腿。我不想被他们笑话，只好提着重得要命的虾桶，跟着往山上爬。
山路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两边的茅草齐腰高，叶子像刀子一样割着小腿。我走在最后面，抬头一看，老庙的黑影越来越近，瓦檐上蹲着一只猫头鹰，圆溜溜的眼睛在暮色里发出绿光。我打了个哆嗦，猫头鹰扑棱一下飞走了，翅膀扇出来的风带着一股腐木的味道。
庙门是敞开的，里面黑洞洞的，供台上点着两根白蜡烛，烛火在穿堂风里忽明忽暗。供品就摆在那里——三碟糕点，两个红苹果，一碗白米饭。那糕点是桃酥，油汪汪的，隔着几步远都能闻到一股猪油的香味。阿虎第一个冲上去，一把抓起一块桃酥塞进嘴里，嚼得渣子直掉，腮帮子鼓得像只蛤蟆。小军和大伟也不甘落后，一人抢了一块。胖墩最贪，把两个苹果都揣进了裤兜，嘴里还叼着一块绿豆糕。
我没有动。我站在门槛外面，两只脚像钉在了地上。庙里那尊神像的脸被香火熏得乌黑，根本看不清五官，可我就是觉得它在看我。它的眼睛就藏在那些黑乎乎的烟灰后面，冷冷的，像冬天河面上结的冰。我的后背开始发凉，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可我不敢走，怕他们笑我胆小鬼。
等他们吃完了，阿虎抹着嘴走出来，看见我缩在门框边，嘿嘿一笑：“阿明你这胆儿也太小了，神仙哪会计较这点东西？”
我咬着嘴唇没吭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桶里的小龙虾，忽然弯腰抓出一只，“啪”的一声拍在供台上：“那咱们给他补上不就行了？”那只小龙虾在供台上翻了个身，张牙舞爪地挥舞着钳子。其他几个有样学样，你一只我一只，供台上顿时爬满了红壳的虾。我被他们气得直跺脚：“神仙能吃荤的吗？你们这不是捣乱！”没人理我。阿虎还回头冲我做了个鬼脸：“小龙虾这么香，神仙吃了都得说好。”
笑声在山路上回荡了很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跑。跑到村口，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半山腰的老庙已经完全沉入黑暗，那两点烛火不知什么时候灭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正坐在灶台边纳鞋底，针在头皮上蹭了蹭，忽然停下来。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好孩子，你做对了。那几个混小子，要吃大亏的。”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山，目光很深，像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去找阿虎玩。他家的院门敞着，院子里晾着几件灰扑扑的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几个没有身子的人在飘。我探着脑袋喊了一声：“阿虎！”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堂屋里才传来阿虎妈妈的声音，哑哑的，像哭过：“阿虎病了……发高烧，连话都说不清了。”
我跑进堂屋，一股药味扑面而来。阿虎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嘴唇上起了一层白皮，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子混浊得像两摊泥水。他的嘴一张一合，发出含混的声音，像是在叫谁，又像是在念叨什么。我把手贴在他额头上——烫得我手指头一缩。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转身就往外跑。
小军家、大伟家、林子家、胖墩家——我一家一家跑过去，每家的门都半掩着，屋里都弥漫着同样的药味，每个床上都躺着一个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六个，全倒了。
胖墩妈坐在门槛上哭，哭得浑身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造孽”。村里人开始慌了，有人说是传染病，卫生院的大夫来了，查了血，量了体温，皱着眉头摇头：“不是传染病，可也查不出啥毛病，烧就是退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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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两天，五天，十天……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孩子们不见好。阿虎瘦得只剩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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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宁，四面环山的村子，暑气蒸得人像蒸笼里的馒头。我们六个人——我、阿虎、小军、大伟、林子、胖墩——每年夏天最要紧的事，就是去村外那条小河沟里抓小龙虾。那天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河水却是凉的，我们挽着裤腿在水里摸了整整一个下午，每人提着一大桶小龙虾往家走。桶里窸窸窣窣地响，虾钳子挠着铁皮，听得人心里痒痒的。
走半道上，阿虎忽然站住了。他眯着眼往半山腰一指：“你们看，那庙里有香火！”
我们抬头一望，果然，山腰那座老庙的方向，几缕青烟袅袅地升起来，在傍晚暗红色的天光里，像三根细长的灰手指。那座庙年头久了，灰瓦上长满了瓦松，连村里最老的老人也说不清供的是哪路神仙。逢年过节，总有人上去烧香，可谁也没见过神仙显灵。
阿虎的眼睛亮了：“有人上供，肯定摆了好吃的！上去瞧瞧！”
我心里“咯噔”一下。奶奶的嘱咐像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庙里的贡品不能碰，那是给神仙吃的，偷吃了要遭天罚。”可阿虎那张嘴比夏天的苍蝇还烦人，三言两语就把其他几个说动了。小军和大伟已经开始咽口水，胖墩直接迈开了腿。我不想被他们笑话，只好提着重得要命的虾桶，跟着往山上爬。
山路窄得只容一人通过，两边的茅草齐腰高，叶子像刀子一样割着小腿。我走在最后面，抬头一看，老庙的黑影越来越近，瓦檐上蹲着一只猫头鹰，圆溜溜的眼睛在暮色里发出绿光。我打了个哆嗦，猫头鹰扑棱一下飞走了，翅膀扇出来的风带着一股腐木的味道。
庙门是敞开的，里面黑洞洞的，供台上点着两根白蜡烛，烛火在穿堂风里忽明忽暗。供品就摆在那里——三碟糕点，两个红苹果，一碗白米饭。那糕点是桃酥，油汪汪的，隔着几步远都能闻到一股猪油的香味。阿虎第一个冲上去，一把抓起一块桃酥塞进嘴里，嚼得渣子直掉，腮帮子鼓得像只蛤蟆。小军和大伟也不甘落后，一人抢了一块。胖墩最贪，把两个苹果都揣进了裤兜，嘴里还叼着一块绿豆糕。
我没有动。我站在门槛外面，两只脚像钉在了地上。庙里那尊神像的脸被香火熏得乌黑，根本看不清五官，可我就是觉得它在看我。它的眼睛就藏在那些黑乎乎的烟灰后面，冷冷的，像冬天河面上结的冰。我的后背开始发凉，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可我不敢走，怕他们笑我胆小鬼。
等他们吃完了，阿虎抹着嘴走出来，看见我缩在门框边，嘿嘿一笑：“阿明你这胆儿也太小了，神仙哪会计较这点东西？”
我咬着嘴唇没吭声。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桶里的小龙虾，忽然弯腰抓出一只，“啪”的一声拍在供台上：“那咱们给他补上不就行了？”那只小龙虾在供台上翻了个身，张牙舞爪地挥舞着钳子。其他几个有样学样，你一只我一只，供台上顿时爬满了红壳的虾。我被他们气得直跺脚：“神仙能吃荤的吗？你们这不是捣乱！”没人理我。阿虎还回头冲我做了个鬼脸：“小龙虾这么香，神仙吃了都得说好。”
笑声在山路上回荡了很久。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下跑。跑到村口，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半山腰的老庙已经完全沉入黑暗，那两点烛火不知什么时候灭了。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跟奶奶说了。奶奶正坐在灶台边纳鞋底，针在头皮上蹭了蹭，忽然停下来。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好孩子，你做对了。那几个混小子，要吃大亏的。”她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山，目光很深，像在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去找阿虎玩。他家的院门敞着，院子里晾着几件灰扑扑的衣服，被风吹得鼓起来，像几个没有身子的人在飘。我探着脑袋喊了一声：“阿虎！”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堂屋里才传来阿虎妈妈的声音，哑哑的，像哭过：“阿虎病了……发高烧，连话都说不清了。”
我跑进堂屋，一股药味扑面而来。阿虎躺在床上，脸烧得通红，嘴唇上起了一层白皮，眼睛半睁半闭，眼珠子混浊得像两摊泥水。他的嘴一张一合，发出含混的声音，像是在叫谁，又像是在念叨什么。我把手贴在他额头上——烫得我手指头一缩。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转身就往外跑。
小军家、大伟家、林子家、胖墩家——我一家一家跑过去，每家的门都半掩着，屋里都弥漫着同样的药味，每个床上都躺着一个烧得迷迷糊糊的孩子。六个，全倒了。
胖墩妈坐在门槛上哭，哭得浑身发抖，嘴里反复念叨着“造孽啊造孽”。村里人开始慌了，有人说是传染病，卫生院的大夫来了，查了血，量了体温，皱着眉头摇头：“不是传染病，可也查不出啥毛病，烧就是退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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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两天，五天，十天……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孩子们不见好。阿虎瘦得只剩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