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的心猛地缩了一下。他问：“那……那我怎么回去？”
老头儿没有回答。他从铜锅边拿起勺子，在锅沿上轻轻磕了磕，把勺底多余的糖稀磕掉。然后他说：“你从哪儿来的，赶紧回哪儿去。”
张远说：“我就是从那边的台球厅出来的，可我一回头……”
“回去。”老头儿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硬，像一扇门在张远面前关上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画糖人，不再看张远一眼。张远又叫了两声“大爷”，老头儿纹丝不动，勺子在石板上走出一条细细的弧线，画出一朵花的轮廓。张远站起来，退了两步，又站住了。他想再问点什么，可他忽然注意到一件事——老头儿面前的糖人摊子上，那根插着糖人的竹棍，一根一根的，插在一个木桩上。可那些糖人，蝴蝶、小鸟、那条龙，它们的脸——如果糖人有脸的话——都是模糊的。不是没画好，是像被什么东西融化了，五官变成了一团混沌的颜色。张远盯着那条龙看了两秒钟，龙的眼眶里是空的。
他不敢再看了，转过身，快步往回走。走出十几步，他忽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风吹过竹筒的声音，“呜——”，很轻，很细，像叹息。他猛地回过头——街角空空荡荡，糖人摊子不见了，老头儿不见了。只有一块青石板，上面什么也没有。
张远的腿彻底软了。他几乎是踉跄着跑回了那扇玻璃门前，一把推开门——里面不是台球厅。是地下车库的楼梯间，灰扑扑的水泥墙，头顶是裸露的管道和电线，日光灯管有一根坏了，一明一灭地闪，发出“滋滋”的电流声。空气里一股霉味和尿骚味，混在一起，呛得他干呕了一下。张远站在楼梯间里，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冷汗。他看见楼梯拐角处有一扇半开的防火门，门背后是停车场的灯光，惨白色的，照在水泥柱子上。他走过去，推开门，沿着车道往外走。走了大约二十米，他看见一根柱子的旁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旁边立着一根球杆，杆筒的拉链没有拉上，露出里面半截杆身。那是他的包，他的杆。
他蹲下来，摸了摸包，是湿的，像是被露水打过。他拿起球杆，杆身上有一层细细的水珠。他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蹲了多久，可能是几秒，也可能是几分钟。他站起来，走出地下车库的出口，外面是正常的街道——路灯亮着，车来车往，远处是国贸的高楼，中国尊的尖顶上闪着红灯。他的车就停在路边，停在黄线外面，歪歪扭扭的，车头朝里，车尾朝外，像是有人开进去以后又倒出来了一段。他走过去，拉了一下车门，没锁。他坐进去，坐在驾驶座上，没有立刻打火。他把球杆放在副驾驶座上，把背包扔到后座，然后双手握住方向盘，额头抵在手背上，闭了好一会儿眼。方向盘是凉的，仪表盘上的时间显示着晚上九点四十七分。他进那家台球厅的时候，还不到八点。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可他感觉自己在里面只待了不到半个钟头。
他掏出手机，信号正常，满格。微信里老赵发了十几条消息，最后一条是：“我走了，你有病。”未接电话有七个，都是老赵打的。他拨了老赵的号码，那边接起来，老赵没好气地说：“你丫刚才玩我呢？我在风里站了半小时，你人呢？”张远张了张嘴，想说刚才发生的事，可话到嘴边，他忽然不知道该从哪说起。台球厅？黑楼？民国老街？画糖人的老头？这些话连他自己听起来都像编的。他说：“没事，我找错地儿了。改天吧。”老赵骂了一句，挂了电话。
张远把手机搁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引擎响起来的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后视镜——车后面的路空荡荡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很正常。他又看了一眼那栋黑楼的方向。没有黑楼。只有一片空地，围挡还在，围挡上的广告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哗啦哗啦地响。路灯照在围挡上，照出一片灰白色的光。什么都没有。
后来张远把这件事跟很多人说过。球友不信，同事不信，连他爸妈都觉得他是在编故事。他爸说：“你是不是打台球打魔怔了？”他妈说：“少看点科幻片。”只有他女朋友信了他。女朋友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让他后脊背发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画糖人的老头，他不是不想回答你，是他不能回答你。你要是知道了那条街叫什么名字，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张远找到我的时候，在电话里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讲到最后，他的声音还在抖。他说：“凯哥，我发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那栋黑楼，那个台球厅，那条老街，那个画糖人的老头——我到现在闭上眼都能看见他们。那个老头看我最后一眼的时候，他的眼神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不是害怕，不是好奇，是……是心疼。他看我，像是在看一个走丢了的孩子。”
我问他，后来你还去过那条街吗？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去过。第二天白天我就去了。那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停车场。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里面，黄线里面。等我出来的时候，我的车停在外面，停在黄线外面，歪歪扭扭的。”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补了一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