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口朝外，手指搭在扳机上，等着那东西再次出现。那东西被刚才的枪声激怒了，开始围着营房转圈，在车后面发出低沉的呜呜声。那声音不是吼叫，是那种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威胁意味的闷响，像是一台大功率的发动机在低转速运转，震得铁皮嗡嗡响。营房后面没有窗户，看不见它的动静，只能听着蹄声一会儿近一会儿远，一会儿在左边，一会儿在右边，像在绕着圈子打量我们。
过了好一阵，那东西终于绕到了正面。
我就站在营车窗户旁边。那东西贴着玻璃，从外面往里看。距离不到一米。
那一刻我看见了它的全貌。
它比马还大，肩高至少一米五，浑身灰黑色，毛发粗硬，在灯光下泛着铁锈一样的光，一绺一绺的，像是湿透了又晾干的毡子。它的脸像猫科动物，但又比猫科更宽更扁，耳朵短而圆，紧贴着头皮，嘴鼻突出，嘴唇翻开着，露出一排发黄的獠牙，牙根处嵌着暗红色的肉渣。眼睛是黄绿色的，竖瞳，在灯光下缩成一条细线，像两把刀。脑袋上长着一对犄角，直的，不算长，但尖端锋利，像是两把锥子插在头顶。前爪像虎狼一样，粗壮有力，指甲从肉垫里伸出来，足有十厘米长，弯弯的，像是五把弯刀。可它的后腿——怎么看都像是马的后腿，从膝盖往下肌肉线条流畅，蹄子分瓣，跟牛蹄差不多，边缘磨得发亮。
一股浓烈的臭味从玻璃缝里钻进来，混着腥味、骚味，还有腐肉的气味，像是死了一个星期的动物泡在水里的味道，熏得人胃里翻江倒海。那东西的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喉音，像是猫科动物被激怒时的低吼，又像是猪在哼唧，时不时打个响鼻，喷出的热气在玻璃上糊了一层白雾，又慢慢散开。外头狂风呼啸，沙子打在铁皮上噼里啪啦响，可它像是根本不在乎，稳稳地站在那里，四条腿像柱子一样扎在地上，眼睛在灯光下反射出黄绿色的光，盯着我们，一动不动。
营长低声下令，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那东西：“所有人，把枪架在窗户上，等我发令。它再靠近，一齐开火。”三十秒后，那东西的脑袋微微低了一下，前爪在地上刨了一下，泥土翻起来，然后它迈步朝我们走来。就在它闯进射击区的一瞬间，营长一声令下——“打！”
十几支枪同时开火，枪声在夜里炸开，震得耳朵嗡嗡响。子弹打在它身上，溅起一串串血花，在灯光下红得发黑。那东西惊了。它发出一声嘶哑的惨叫，那声音不像任何已知的动物，像是金属在石头上刮，又像是人在水下喊叫，又尖又闷。它拔腿就跑，蹄声飞快地远去，血滴在泥地上，留下一串黑点。至少十发子弹打中了它，可它居然没有倒下，只是跑了。消失在黑暗里，蹄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声吞没。
那天夜里没人敢睡。轮班守着窗户，盯着那片黑暗，手指一直搭在扳机上，直到天边泛白。我是最后一班，五点多才合眼，靠在铁皮上，迷迷糊糊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有人叫我到营地中央吃饭，营长正在给大伙儿讲昨天晚上的事，还带着人去营房前面看血迹。地上果真有两摊血，黑褐色的，已经干了，苍蝇围在上面嗡嗡叫。血迹拖拖洒洒地一路延伸到远方，断断续续的，像是那东西一边跑一边在滴血。
那个受伤的兄弟后来被送到医院，命保住了，胸口落了一个巴掌大的疤，四道爪痕清清楚楚，几十年都没消退。
我在西藏当兵三年，再也没见过那种动物。后来问过本地人，有人说那是雪域里的一种巨狼，后腿像马，极其罕见，住在雪线以上的岩洞里；有人说那是山里的精怪，跟着大风下山觅食，风停了就回山了；还有人摇头，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没人说得清。
可我知道它存在。因为我闻过它的气味，见过它的眼睛，听过它的惨叫。
三年后，我阑尾炎发作，被送到拉萨的一所部队医院。
手术不算成功，伤口反复感染，线头处一直渗液，我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两个月。那医院是部队的，不对外，住的都是军人。院子不大，几排平房，白墙灰瓦，院子里种着几棵杨树，叶子被高原的阳光晒得发黄。就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藏族小女孩。
她八九岁的样子，皮肤黑黑的，脸颊上有两团高原红，眼睛很大，眼珠是深褐色的，亮亮的，像两颗玻璃珠子。梳着几根小辫子，用彩色的毛线缠着，穿着本地人的民族服饰，一件深红色的袍子，袖口绣着花。她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蹲在墙角看蚂蚁，有时候坐在台阶上发呆。
起初我拿她当孩子，跟她说话时带着逗趣的口气，叫她“小丫头”。可聊了两三天，我发现不对——这孩子说话太成熟了。她用的词、说话的节奏、看人的眼神，都不像八九岁的孩子。她跟我聊天的时候，会微微歪着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像是在打量一件有趣的东西。她的阅历、见识、谈吐，不像个孩子，倒像比我还大。
她似乎对医院很熟悉。她指着院子东边那排房子说，以前那里是她们村子的晒谷场。指着西边的围墙说，墙外头原来有一棵大核桃树，她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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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好一阵，那东西终于绕到了正面。
我就站在营车窗户旁边。那东西贴着玻璃，从外面往里看。距离不到一米。
那一刻我看见了它的全貌。
它比马还大，肩高至少一米五，浑身灰黑色，毛发粗硬，在灯光下泛着铁锈一样的光，一绺一绺的，像是湿透了又晾干的毡子。它的脸像猫科动物，但又比猫科更宽更扁，耳朵短而圆，紧贴着头皮，嘴鼻突出，嘴唇翻开着，露出一排发黄的獠牙，牙根处嵌着暗红色的肉渣。眼睛是黄绿色的，竖瞳，在灯光下缩成一条细线，像两把刀。脑袋上长着一对犄角，直的，不算长，但尖端锋利，像是两把锥子插在头顶。前爪像虎狼一样，粗壮有力，指甲从肉垫里伸出来，足有十厘米长，弯弯的，像是五把弯刀。可它的后腿——怎么看都像是马的后腿，从膝盖往下肌肉线条流畅，蹄子分瓣，跟牛蹄差不多，边缘磨得发亮。
一股浓烈的臭味从玻璃缝里钻进来，混着腥味、骚味，还有腐肉的气味，像是死了一个星期的动物泡在水里的味道，熏得人胃里翻江倒海。那东西的嘴里发出呜噜呜噜的喉音，像是猫科动物被激怒时的低吼，又像是猪在哼唧，时不时打个响鼻，喷出的热气在玻璃上糊了一层白雾，又慢慢散开。外头狂风呼啸，沙子打在铁皮上噼里啪啦响，可它像是根本不在乎，稳稳地站在那里，四条腿像柱子一样扎在地上，眼睛在灯光下反射出黄绿色的光，盯着我们，一动不动。
营长低声下令，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那东西：“所有人，把枪架在窗户上，等我发令。它再靠近，一齐开火。”三十秒后，那东西的脑袋微微低了一下，前爪在地上刨了一下，泥土翻起来，然后它迈步朝我们走来。就在它闯进射击区的一瞬间，营长一声令下——“打！”
十几支枪同时开火，枪声在夜里炸开，震得耳朵嗡嗡响。子弹打在它身上，溅起一串串血花，在灯光下红得发黑。那东西惊了。它发出一声嘶哑的惨叫，那声音不像任何已知的动物，像是金属在石头上刮，又像是人在水下喊叫，又尖又闷。它拔腿就跑，蹄声飞快地远去，血滴在泥地上，留下一串黑点。至少十发子弹打中了它，可它居然没有倒下，只是跑了。消失在黑暗里，蹄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声吞没。
那天夜里没人敢睡。轮班守着窗户，盯着那片黑暗，手指一直搭在扳机上，直到天边泛白。我是最后一班，五点多才合眼，靠在铁皮上，迷迷糊糊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有人叫我到营地中央吃饭，营长正在给大伙儿讲昨天晚上的事，还带着人去营房前面看血迹。地上果真有两摊血，黑褐色的，已经干了，苍蝇围在上面嗡嗡叫。血迹拖拖洒洒地一路延伸到远方，断断续续的，像是那东西一边跑一边在滴血。
那个受伤的兄弟后来被送到医院，命保住了，胸口落了一个巴掌大的疤，四道爪痕清清楚楚，几十年都没消退。
我在西藏当兵三年，再也没见过那种动物。后来问过本地人，有人说那是雪域里的一种巨狼，后腿像马，极其罕见，住在雪线以上的岩洞里；有人说那是山里的精怪，跟着大风下山觅食，风停了就回山了；还有人摇头，说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没人说得清。
可我知道它存在。因为我闻过它的气味，见过它的眼睛，听过它的惨叫。
三年后，我阑尾炎发作，被送到拉萨的一所部队医院。
手术不算成功，伤口反复感染，线头处一直渗液，我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两个月。那医院是部队的，不对外，住的都是军人。院子不大，几排平房，白墙灰瓦，院子里种着几棵杨树，叶子被高原的阳光晒得发黄。就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藏族小女孩。
她八九岁的样子，皮肤黑黑的，脸颊上有两团高原红，眼睛很大，眼珠是深褐色的，亮亮的，像两颗玻璃珠子。梳着几根小辫子，用彩色的毛线缠着，穿着本地人的民族服饰，一件深红色的袍子，袖口绣着花。她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蹲在墙角看蚂蚁，有时候坐在台阶上发呆。
起初我拿她当孩子，跟她说话时带着逗趣的口气，叫她“小丫头”。可聊了两三天，我发现不对——这孩子说话太成熟了。她用的词、说话的节奏、看人的眼神，都不像八九岁的孩子。她跟我聊天的时候，会微微歪着头，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我，像是在打量一件有趣的东西。她的阅历、见识、谈吐，不像个孩子，倒像比我还大。
她似乎对医院很熟悉。她指着院子东边那排房子说，以前那里是她们村子的晒谷场。指着西边的围墙说，墙外头原来有一棵大核桃树，她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