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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这些事我跟您说了，您一定要帮我。不然我走不了，我一直要留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
电话挂了。嘟——嘟——嘟——。忙音响了几下，停了。柜台那边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孙阿姨低着头，听见她们把听筒放回去，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她们转过身。她没抬头，可她感觉到三双眼睛在看她，从柜台那边看过来，越过那摞零钱，越过计算器，越过老花镜的镜片，落在她低垂的头顶上。
“阿姨，多少钱？”
打头的那个问。声音还是轻轻的，软软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孙阿姨使劲摇头。脖子像锈住了，转不动，抬不起来。她就那么低着头，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干又哑：“不要钱，不要钱。你们走，你们走吧。”
没人说话。她听见她们转身的声音——没听见脚步声，只听见衣服窸窣了一下，很轻，像风吹过纸页。然后小门开了，又关上了。没有铁门吱呀的声音，没有插销碰撞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人把一张纸从门缝里抽走了。
孙阿姨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几秒，可能是几分钟。等她抬起头的时候，店里空了。灯还亮着，货架上的东西整整齐齐的，啤酒码在角落里，方便面摞在柜台上，火腿肠挂在钩子上。电话还搁在桌面上，听筒歪在一边，没有放好。她伸手去够，手抖得厉害，够了两回才把听筒拿起来，搁回去。
她盯着那部电话看了好一会儿。听筒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她凑近了闻，没有香水味，没有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有。
她拨了老伴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迷迷糊糊的，嘴里含含糊糊的：“喂……干嘛……这么晚了……”
“你过来接我。”她说。声音在抖，手也在抖，电话在手里晃，听筒磕在耳朵上，咚咚响。
“怎么了？”
“你过来，你过来接我。我撞上东西了。”
老伴来了。披着棉袄，踩着棉拖鞋，从二十多栋走过来，走了十来分钟。进门的时候嘴里还在嘟囔，说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什么。孙阿姨坐在柜台后面，老花镜摘了，搁在桌上，手攥着那摞钱，攥得皱巴巴的。
她跟老伴说了。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落。说到那三个女孩从她身边挤进来的时候没有风，老伴的眉头皱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老伴的烟叼在嘴里忘了点。说到电话挂了之后她没听见脚步声，老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搁在桌上了。
“你胡说八道。”老伴说，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看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三个姑娘死了小半年了，你在这儿编什么故事？”
孙阿姨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才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你跟我过了三十年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老伴不说话了。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灯关了，拉着孙阿姨出了门。外头冷，风灌进脖子里，孙阿姨缩了缩肩膀。老伴走在前头，她在后头跟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走到六号楼底下的时候，孙阿姨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中单元那扇窗户黑着，黑得像一个洞，什么也看不见。
老伴回头瞪她：“走，别看了。”
孙阿姨是那种憋不住话的人。第二天，隔壁卖水果的老李来买烟，她跟老李说了。第三天，来买酱油的刘婶站在柜台前头听了半个钟头，酱油瓶子搁在柜台上忘了拿走。一个礼拜之后，整个小区都知道了——六号楼那三个死了的姑娘，夜里跑到小卖部打电话了。
有人说孙阿姨撞邪了，有人说她是编故事，有人说她就是想红。可更多的人信了。因为孙阿姨说的那些细节太真了——那女孩在电话里说的话，那姓郑的保安，那翻窗进来的刀。这些事儿，孙阿姨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太太，从哪儿知道的？
小区里炸了锅。天黑之后没人敢出门，六号楼底下连野猫都不去了。有人绕道走，有人搬走了，有人在门上挂了桃木剑，有人在枕头底下压了剪刀。社区的人来找孙阿姨谈话，让她别瞎传了，她梗着脖子说我没瞎传，我说的是真事。有人说她造谣，她拍着柜台说你才造谣，你们全家都造谣。
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
两个女警察，年轻的，二十出头，制服穿在身上还不太合身，帽子压着眉毛，表情严肃得很。她们把孙阿姨请到了派出所，坐在硬板凳上，面前搁着一杯水，凉的。她们把电话记录调出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推到孙阿姨面前。
“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呼出记录。”女警察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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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姨看了一眼那张纸，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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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这些事我跟您说了，您一定要帮我。不然我走不了，我一直要留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
电话挂了。嘟——嘟——嘟——。忙音响了几下，停了。柜台那边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
孙阿姨低着头，听见她们把听筒放回去，磕在桌面上，咚的一声。然后她们转过身。她没抬头，可她感觉到三双眼睛在看她，从柜台那边看过来，越过那摞零钱，越过计算器，越过老花镜的镜片，落在她低垂的头顶上。
“阿姨，多少钱？”
打头的那个问。声音还是轻轻的，软软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孙阿姨使劲摇头。脖子像锈住了，转不动，抬不起来。她就那么低着头，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又干又哑：“不要钱，不要钱。你们走，你们走吧。”
没人说话。她听见她们转身的声音——没听见脚步声，只听见衣服窸窣了一下，很轻，像风吹过纸页。然后小门开了，又关上了。没有铁门吱呀的声音，没有插销碰撞的声音，什么都没有。就像有人把一张纸从门缝里抽走了。
孙阿姨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可能是几秒，可能是几分钟。等她抬起头的时候，店里空了。灯还亮着，货架上的东西整整齐齐的，啤酒码在角落里，方便面摞在柜台上，火腿肠挂在钩子上。电话还搁在桌面上，听筒歪在一边，没有放好。她伸手去够，手抖得厉害，够了两回才把听筒拿起来，搁回去。
她盯着那部电话看了好一会儿。听筒上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她凑近了闻，没有香水味，没有洗发水的味道，什么都没有。
她拨了老伴的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那边迷迷糊糊的，嘴里含含糊糊的：“喂……干嘛……这么晚了……”
“你过来接我。”她说。声音在抖，手也在抖，电话在手里晃，听筒磕在耳朵上，咚咚响。
“怎么了？”
“你过来，你过来接我。我撞上东西了。”
老伴来了。披着棉袄，踩着棉拖鞋，从二十多栋走过来，走了十来分钟。进门的时候嘴里还在嘟囔，说大半夜的不睡觉折腾什么。孙阿姨坐在柜台后面，老花镜摘了，搁在桌上，手攥着那摞钱，攥得皱巴巴的。
她跟老伴说了。从头到尾，一个字没落。说到那三个女孩从她身边挤进来的时候没有风，老伴的眉头皱了一下。说到那女孩在电话里说“姓郑的保安”，老伴的烟叼在嘴里忘了点。说到电话挂了之后她没听见脚步声，老伴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搁在桌上了。
“你胡说八道。”老伴说，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咬得很死，“你是不是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看多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那三个姑娘死了小半年了，你在这儿编什么故事？”
孙阿姨急了，拍着桌子站起来：“你才老糊涂了！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见的！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我孙桂香什么时候撒过谎？你跟我过了三十年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老伴不说话了。他站起来，把卷帘门拉上去，把灯关了，拉着孙阿姨出了门。外头冷，风灌进脖子里，孙阿姨缩了缩肩膀。老伴走在前头，她在后头跟着，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底下拉得老长。走到六号楼底下的时候，孙阿姨的脚步顿了一下。她抬头往二楼看了一眼。中单元那扇窗户黑着，黑得像一个洞，什么也看不见。
老伴回头瞪她：“走，别看了。”
孙阿姨是那种憋不住话的人。第二天，隔壁卖水果的老李来买烟，她跟老李说了。第三天，来买酱油的刘婶站在柜台前头听了半个钟头，酱油瓶子搁在柜台上忘了拿走。一个礼拜之后，整个小区都知道了——六号楼那三个死了的姑娘，夜里跑到小卖部打电话了。
有人说孙阿姨撞邪了，有人说她是编故事，有人说她就是想红。可更多的人信了。因为孙阿姨说的那些细节太真了——那女孩在电话里说的话，那姓郑的保安，那翻窗进来的刀。这些事儿，孙阿姨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太太，从哪儿知道的？
小区里炸了锅。天黑之后没人敢出门，六号楼底下连野猫都不去了。有人绕道走，有人搬走了，有人在门上挂了桃木剑，有人在枕头底下压了剪刀。社区的人来找孙阿姨谈话，让她别瞎传了，她梗着脖子说我没瞎传，我说的是真事。有人说她造谣，她拍着柜台说你才造谣，你们全家都造谣。
后来派出所的人来了。
两个女警察，年轻的，二十出头，制服穿在身上还不太合身，帽子压着眉毛，表情严肃得很。她们把孙阿姨请到了派出所，坐在硬板凳上，面前搁着一杯水，凉的。她们把电话记录调出来，打印在一张A4纸上，推到孙阿姨面前。
“从晚上九点到凌晨一点，这部电话没有任何呼出记录。”女警察的声音硬邦邦的，像是从喇叭里放出来的，“您还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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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阿姨看了一眼那张纸，白纸黑字，密密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