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到一半,有人问:“《内府条贯》第三卷第七条附款,关于‘暂留待核’与‘留备后议’的区分,到底是以日期为准,还是以批示人为准?”

    堂上一静,这是常有人混淆的地方,几个老文书低声交换意见,却各有依据。主持议事的司正正要开口让人去查原档,沈昭宁忽然站了起来。

    她没有说话,只是将面前自己正在核验的卷册翻开某一页,轻轻推到桌案中央。那页上,正是她抄录女学旧籍时做的附注。

    左侧是“暂留待核”,必注明截止日,逾期未决自动转废。

    右侧是“留备后议”,无截止日,但需批示人后续追补。

    下方还有一行小字:若批示人离任或转职,接任者须在十日内重核,否则视为默认延续原议。

    笔迹干净,条理分明。

    满堂寂静,司正看了她一眼,又看了看那页纸,问:“你做的?”

    “是。”

    “什么时候做的?”

    “女学时。”

    “为何做这个?”

    “因为容易错。”

    又是那种极实在的答法。

    司正点了点头,没再问,只对众人说:“就按这个判。”

    议继续,无人再提她,但在那之后,她案上的卷册,悄悄换了。

    从最边缘的旧档,换成了正在核验中的急件。

    第七日,她在核对一批陈年田契时,发现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惊讶的错误,不是数字错。

    不是人名错,是时间错。

    同一块地,在三年间的三份文书上,被标注了三个不同的“起始日”。而这三个日期,根本不可能同时成立。

    她顺着线索往前查,发现最初的源头,是一份被水渍晕染过的底单。水渍恰好模糊了年份。

    后续所有抄录,都各自“合理”地补了一个年份。于是同一件事,在三个平行的时间线上,各自运行了三年。

    她将三份文书并排放在案上,标出矛盾处,附上自己的推测,然后放在了司正的案头。

    没有告发谁,没有指责谁,只是呈现。

    当天傍晚,司正亲自来了她案前。

    “你怎么想到查这个?”

    “因为田亩数对不上。”

    “哪里对不上?”

    “总数对,但拆开看,每年新增的地亩数,比应有数少了七亩三分。”

    “就因为这个?”

    “嗯。”

    司正沉默了片刻。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有三年的赋税,可能缴错了。”

    “还有呢?”

    沈昭宁想了想:“意味着这三份文书里,至少有两份是无效的。”

    司正看着她。

    “你知道这意味着多大的麻烦吗?”

    “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报?”

    “因为不报,将来核验时,错的会是我。”

    司正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笑。

    “明天开始,你不用只看旧档了。”

    “那看什么?”

    “看你想看的。”

    内府的规则,开始在她面前逐渐清晰。这里的晋升,不是靠人脉,不是靠资历,甚至不是靠能力。

    是靠“免错率”。每一个被录用的文书,都有一张看不见的表格。上面记录着:经手多少卷、出错几次、错在何处、是否自纠、是否补救。

    沈昭宁的表格,从一开始就是零,不是因为她从不犯错,是因为她犯的每一个错,都在核验前,自己先找出来改了。

    这种特质,在内府叫做“自净”。

    一个月后,她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核验”。

    不是旁听,是参与,那天早上,她被叫到一间从未进过的屋子,屋子里没有窗,只有三面墙的书架,中间一张长桌,桌旁坐着五个人。

    都是她不认识的面孔,但他们的眼神,她认得,那是“可追溯”的眼神。司正也在,却坐在最下首。

    为首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看了看沈昭宁,又看了看桌上的卷宗,开口:

    “这些,是你这一个月核过的?”

    “是。”

    “全对了?”

    “目前没发现错。”

    “不是问你有没有错。”老人平静地说,“是问你,有没有可能错。”

    这个问题,沈昭宁从未想过。

    她沉默了很久。

    “有。”

    “哪里?”

    “任何地方。”

    老人点了点头。

    “那怎么办?”

    “只能一遍一遍查。”

    “查不完呢?”

    “那就查到哪里算哪里。”

    老人又点了点头。他拿起最上面一本卷宗,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一个数字:

    “这个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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