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一书难求(1/2)
二月十日，清晨六点，上海火车站第三站台。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钢铁长龙，静静地卧在轨道上。
车身上凝结着冬夜的寒霜，车窗玻璃模糊不清。
站台上挤满了人，这才1988年，上海火车站已经有了后世春运的雏形。
返乡的学生、归家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
大包小包的行李伴随着人群仿佛乌压压的蚂蚁。
大家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片朦胧的雾。
周卿云站在人群中，一只手拎着自己的帆布行李袋，另一只手护着身边的齐又晴。
齐又晴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厚厚的红色围巾，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
她手里也提着行李，但显然有些吃力。
“人真多……”齐又晴轻声说，声音在嘈杂的站台上几乎听不见。
周卿云点点头，目光扫过站台。
这是1988年，春运已经初具规模，但运力严重不足。
每一趟列车都超载，每一节车厢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而他们要坐的这趟K82次列车，从上海开往西安，全程三十多个小时，是出了名的“难坐”。
“一会儿上车跟紧我。”周卿云低声说，“别让人挤散了。”
齐又晴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抓住了周卿云的衣袖。
就在他们等待检票的时候，《萌芽》编辑部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同一时间，《萌芽》杂志社。
早晨七点不到，石库门小楼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是来办事的，是来买杂志，
1988年二月刊《萌芽》已经发行了近十天，但依旧一书难求，不少人堵到杂志社门口来抢书了。
抢书的队伍从楼门口一直排到弄堂口，拐了个弯，又延伸到隔壁街道。
排队的人里，有年轻的学生，有中年的知识分子，有头发花白的老人。
所有人都裹着厚厚的冬衣，在寒风中跺着脚取暖，但眼睛都盯着编辑部那扇紧闭的木门。
“开门了没有啊？”
“还没呢，说七点半。”
“我五点半就来了，排第一个！”
“你五点半？我四点钟就在这儿了！”
嘈杂的议论声中，夹杂着对《山楂树之恋》的讨论：
“你说老三最后到底死没死？”
“死了啊，静秋不是去扫墓了吗？”
“我不信！卿云老师肯定会改结局的！”
“改什么改，悲剧才经典……”
七点半，编辑部的木门终于打开。
发行科的小王刚探出头，人群就“轰”地涌了上来。
“别挤！别挤！”小王扯着嗓子喊，“排队！排队！”
但没人听他的。
人群像潮水般往前涌，手伸得老长，钞票在空中挥舞：
“给我一本！”
“我要三本！帮同学带的！”
“同志，还有没有？”
小王被挤得站不稳，回头大喊：“老张！快来帮忙！”
老编辑张师傅和几个年轻编辑冲出来，勉强维持住秩序。
但杂志搬出来一捆，瞬间就被抢空。
再搬一捆，又空了。
到上午九点，门口排队的人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消息传开，无数在报刊亭买不到书的市民都在往这里赶。
而此刻，编辑部里的电话已经响炸了。
“喂？《萌芽》吗？我们是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二月刊还有货吗？我们要五千册！”
“上海南京东路书店，再要三千！”
“广州……要八千！马上发货！”
陈文涛副总编一手接一个电话，额头上全是汗。
他刚放下一个，另一个又响了：
“陈副总编吗？我是《文汇报》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山楂树之恋》下册的读者反响……”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想请卿云老师做个节目……”
“我是……”
与此同时，读者来信像雪崩一样涌来。
邮局的邮递员今天已经跑了三趟，每次都推着一板车的麻袋。
编辑室角落里，读者信堆成了山，而且还在不断增高。
上午十点，赵明诚总编推开总编室的门，脸色铁青。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不是普通的信，信封上沾着暗红色的痕迹，像是……血。
“老赵，这……”陈文涛看见那封信，脸色也变了。
赵明诚把信放在桌上，声音嘶哑：“血书。读者写的，要求卿云改结局。”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血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是最极致的诉求方式。
只有在蒙受极大冤屈或怀有极深执念时，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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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钢铁长龙，静静地卧在轨道上。
车身上凝结着冬夜的寒霜，车窗玻璃模糊不清。
站台上挤满了人，这才1988年，上海火车站已经有了后世春运的雏形。
返乡的学生、归家的工人、做生意的商贩……
大包小包的行李伴随着人群仿佛乌压压的蚂蚁。
大家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片朦胧的雾。
周卿云站在人群中，一只手拎着自己的帆布行李袋，另一只手护着身边的齐又晴。
齐又晴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棉袄，围着厚厚的红色围巾，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
她手里也提着行李，但显然有些吃力。
“人真多……”齐又晴轻声说，声音在嘈杂的站台上几乎听不见。
周卿云点点头，目光扫过站台。
这是1988年，春运已经初具规模，但运力严重不足。
每一趟列车都超载，每一节车厢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
而他们要坐的这趟K82次列车，从上海开往西安，全程三十多个小时，是出了名的“难坐”。
“一会儿上车跟紧我。”周卿云低声说，“别让人挤散了。”
齐又晴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抓住了周卿云的衣袖。
就在他们等待检票的时候，《萌芽》编辑部正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
同一时间，《萌芽》杂志社。
早晨七点不到，石库门小楼前已经排起了长队。
不是来办事的，是来买杂志，
1988年二月刊《萌芽》已经发行了近十天，但依旧一书难求，不少人堵到杂志社门口来抢书了。
抢书的队伍从楼门口一直排到弄堂口，拐了个弯，又延伸到隔壁街道。
排队的人里，有年轻的学生，有中年的知识分子，有头发花白的老人。
所有人都裹着厚厚的冬衣，在寒风中跺着脚取暖，但眼睛都盯着编辑部那扇紧闭的木门。
“开门了没有啊？”
“还没呢，说七点半。”
“我五点半就来了，排第一个！”
“你五点半？我四点钟就在这儿了！”
嘈杂的议论声中，夹杂着对《山楂树之恋》的讨论：
“你说老三最后到底死没死？”
“死了啊，静秋不是去扫墓了吗？”
“我不信！卿云老师肯定会改结局的！”
“改什么改，悲剧才经典……”
七点半，编辑部的木门终于打开。
发行科的小王刚探出头，人群就“轰”地涌了上来。
“别挤！别挤！”小王扯着嗓子喊，“排队！排队！”
但没人听他的。
人群像潮水般往前涌，手伸得老长，钞票在空中挥舞：
“给我一本！”
“我要三本！帮同学带的！”
“同志，还有没有？”
小王被挤得站不稳，回头大喊：“老张！快来帮忙！”
老编辑张师傅和几个年轻编辑冲出来，勉强维持住秩序。
但杂志搬出来一捆，瞬间就被抢空。
再搬一捆，又空了。
到上午九点，门口排队的人不但没少，反而越来越多……消息传开，无数在报刊亭买不到书的市民都在往这里赶。
而此刻，编辑部里的电话已经响炸了。
“喂？《萌芽》吗？我们是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二月刊还有货吗？我们要五千册！”
“上海南京东路书店，再要三千！”
“广州……要八千！马上发货！”
陈文涛副总编一手接一个电话，额头上全是汗。
他刚放下一个，另一个又响了：
“陈副总编吗？我是《文汇报》的记者，想采访一下《山楂树之恋》下册的读者反响……”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想请卿云老师做个节目……”
“我是……”
与此同时，读者来信像雪崩一样涌来。
邮局的邮递员今天已经跑了三趟，每次都推着一板车的麻袋。
编辑室角落里，读者信堆成了山，而且还在不断增高。
上午十点，赵明诚总编推开总编室的门，脸色铁青。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不是普通的信，信封上沾着暗红色的痕迹，像是……血。
“老赵，这……”陈文涛看见那封信，脸色也变了。
赵明诚把信放在桌上，声音嘶哑：“血书。读者写的，要求卿云改结局。”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血书。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是最极致的诉求方式。
只有在蒙受极大冤屈或怀有极深执念时，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