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吗？”“反映过。甲方的人说，‘你们只管干活，别的事少管’。后来那个老师傅就被开了。”刘长根走了。他的背影在工地上越走越远，经过那堆结块的水泥袋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从地上捡起那双解放鞋，拎在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买家峻站在原地，站了很久。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晒得人头皮发麻。他把外套脱了搭在胳膊上，衬衫的后背很快就湿透了。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流进眼睛里，蜇得生疼。他用手背擦了一下，手上全是灰。小周走过来，递了一瓶水。“买书记，要不先回去吧？这太阳太毒了。”买家峻拧开盖子，灌了一大口。水是温的，塑料瓶被晒得发软，捏在手里像一块热乎乎的橡皮泥。“小周，你记一下。第一，查这个项目的包工头是谁，跑到哪儿去了。第二，查甲方的资金拨付记录，看看钱到底去哪儿了。第三——”他顿了一下。“第三，找个检测机构，来测这几栋楼的混凝土标号。”小周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写到第三条的时候，笔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买家峻一眼。“买书记，这个……要测出来真有问题，那可就是大事了。”“大事才好。”买家峻把水瓶塞进外套口袋里，“大事藏不住。”他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什么，又停下来。“那个意见箱，”他说，“让人换一个。放在显眼的地方。每周开一次，开出来的东西直接送到我办公室。”“是。”上车之前，买家峻又回头看了一眼工地。那几栋半拉子楼戳在那儿，灰扑扑的，像一排指头，指着天。天很蓝，蓝得不像是真的。几朵云挂在天边，白得晃眼。他突然想起刘长根说的那句话——“您要是真能帮我们问问，那就谢谢您了。”一个干了快一年的农民工，三个月没拿到工资，被包工头跑了，被甲方推了，被政府拖了。到最后，对一个站在工地上的陌生人说“谢谢”。买家峻拉开车门，坐进去，把门关得很重。车子发动了，在碎石子路上颠簸着往回走。小周开得很慢，小心翼翼地绕着那些坑。“小周。”“嗯？”“那个意见箱，不要换新的了。”小周愣了一下。“那换什么？”“就那个箱子，留着。在旁边竖块牌子，写上——‘此箱每周开一次，来信直送书记办公室’。把‘书记办公室’四个字写大点。”小周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车子拐上了柏油路，颠簸终于停了。买家峻靠在椅背上，闭着眼，脑子里全是工地上那些东西——结块的水泥袋，锈蚀的钢筋，挂在高处的竹板，还有那双被人丢下的、离得很远的解放鞋。他又想起那封信。别查了。信是打印的，没有署名，没有落款。但他现在大概知道是谁写的了。不是解迎宾，解迎宾不会用这种方式。那个人太狂了，狂到觉得谁都拿他没办法，用不着写匿名信。也不是韦伯仁。韦伯仁那个人，虽然滑，但胆子小。他的手段是拖，是磨，是让你自己觉得没意思了然后放弃。写匿名信这种事，他不敢。那是谁呢？买家峻睁开眼，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行道树。树是刚栽的，还打着撑杆，叶子稀稀拉拉的，被太阳晒得蔫头耷脑。“小周，你觉得解宝华这个人怎么样？”小周的手在方向盘上微微紧了一下。“这个……我不好说。”“让你说你就说。”小周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语言。“解秘书长这个人……在沪杭新城待了很多年了，从上到下都很熟。很多人办不下来的事，他一个电话就能办。但具体怎么办的，谁也说不清楚。”“你跟了他多久？”“两年。”小周说完，又补了一句，“但我是组织上安排过去的，不是他自己挑的人。所以有些事，他也不会让我经手。”买家峻“嗯”了一声，没再问。车子进了城区，路上的车多了起来。午后的阳光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空气里有一股沥青的味道，混着汽车尾气和路边摊的炒菜味。“前面停一下。”买家峻突然说。小周把车靠边停下。买家峻推门下车，走到路边的一个小摊前。摊子很小，就一个推车，上面摆着几个保温桶，桶上贴着纸条：豆浆、绿豆汤、酸梅汤。“来一碗绿豆汤。”买家峻说。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大姐，手脚麻利地舀了一碗，递过来。“三块。”买家峻掏出一张五块的，说不用找了。大姐愣了一下，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停在路边的车，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您是当官的吧？”买家峻今天第二次被人认出身份了。他苦笑了一下。“怎么看出来的？”“这大中午的，开着小车，穿着衬衫，来我这个小摊上喝绿豆汤。不是当官的，就是搞推销的。”大姐一边擦桌子一边说，“搞推销的没您这气派。”买家峻端着碗，喝了一口。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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