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几乎是在总裁发出第三封邀请电的同一时刻,中g中央书记处也正在召开会议。对于总裁的和谈诚意,党内上下早有了共识:

    “这不过是总裁为掩盖内战准备、争取舆论支持的又一手段。”

    然而,面对全国人民在连年战乱后对和平的渴望,面对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对团结建国的期盼,中g中央不能,也不应该将和平的大门给彻底的合上。

    教员同志在会上表示:

    “可以去,也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如果蒋总裁要弄虚作假,搞假和平。我们就借此教育人民,击破国民党的谣言。如果他要打,我们也争取了时间,让全国人民看清谁是真和平,谁是假和平。”

    会议最终决定,由教员同志亲赴重庆,同行的还有周总理,行前,中g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并明确指出:

    “谈判的结果如何,决不是单纯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力量对比和斗争。……我们绝对不要单纯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会发善心”。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庆天气晴朗。下午三时许,一架从延安起飞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

    当教员同志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时,早已等候多时的各界人士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央日报》的记者们或许没有料到,这位他们笔下描绘多年的人,竟有如此勇气,敢赴这“鸿门宴”。

    柳先生更是激动地握着教员同志的手,称其此行是“弥天大勇”。面对记者的追问,教员同志的回答简短有力:

    “和为贵”。

    当晚,总裁在林园官邸设宴洗尘,两位阔别十九年的对手再次举杯,气氛看上去“甚为愉快”。

    然而,真正的博弈却已经开始。

    1945年9月,重庆桂园。

    谈判桌的一边,是中g代表;另一边则是国府代表。

    由于国府对谈判毫无事先准备。他们原本以为教员同志不会来,会谈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之中。中g代表后来在汇报时说:

    “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g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3日,周总理将中g方面拟定的“十一项意见”提交给国府。这份意见书展现了极大的诚意:不仅明确拥护了总裁的领导地位,并承认三民主义为建国根本,还提出了“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等一系列具体方案。

    然而,国府的态度却异常僵硬。总裁更是早已定下三条原则:

    政治可以放宽,军事必须统一。所谓的“统一”,说白了就是要求中g“放弃地盘,交出军队”。

    在9月4日的会谈中,国府代表更拿出总裁的答复要点,只字不提承认解放区,对于中g军队的整编更是百般限制。

    周总理据理力争:

    “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

    国府代表却轻描淡写表示:

    “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总理立刻严正反驳:

    “事实依然存在!”

    军队和解放区,成了横亘在谈判桌前的两座大山。

    为了打破僵局,中g表现出了令人动容的诚意。9月8日,周总理提出了新的方案:

    中g愿意将人民军队缩编至48个师,约占全**队总数的七分之一。而当时国府军队的数量是263个师。

    可国府方面依然不满足,只允许中g保留12个师。国府代表更是话中带刺:

    “中g如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g,而将敬重不置。”

    中g代表当即严正驳斥,立场坚定。

    “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一百二十万军队,十九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谈判一时陷入了僵局,会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国府代表指责中g“割据地盘”,中g代表则直指对方毫无平等协商的诚意。

    9月21日,谈判不得不暂时中止。

    在此期间,伟大的教员同志并未闲坐于谈判桌前。他在桂园、在红岩村、在特园,广泛会见了社会各界人士。乃至国府的元老、军政要员。他一再表示:

    “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这种坦诚的态度,赢得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广泛同情,他们纷纷呼吁国府放弃一党私利,正视民意。

    谈判场外的军事斗争也在同步进行。当阎西山部侵入晋东南解放区腹地时,刘、邓指挥的上党战役给了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了国府军3.5万人。这一仗,不仅打掉了国府军的嚣张气焰,也让那些迷信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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