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客气。跟这帮老手比，沈砚确实算资历浅的。在座的州县主事里头，刘文清在孝州为官二十多年，早年可是朝廷里头赫赫有名的刘倔驴。秦明德在青州更是经营得风生水起。而沈砚呢？津源县出身，泥腿子县令，靠着南宫珏一纸调令扔到了汾州。屁股还没坐热，解州又砸到他头上。一个人管两个州，听着风光，干起来要命。汾州那边好歹有底子。西梁王撤走的时候卷走了大半个城的金银细软，但地方上的田亩还在，水利沟渠修了几条能用的，沈砚接手之后缝缝补补，勉强能端上台面。解州就不一样了。这地方完全被毁了，人口也没了大半，留下的老弱妇孺连种地的壮劳力都凑不齐。盐场停了大半年，卤池子淤得跟泥塘一样。城里的铺面十间关了七间，每逢月底收税，账房先生把算盘拨完，自己先叹一口气。沈砚前两天把两州的年报整理了一遍，解州那份单独摆出来，上头的数字寒碜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翻第二页。汾州的勉强还能撑撑场面，拿到这个场合里来比，跟刘文清册子放在一块儿，差距一目了然。他不怕丢脸。做得差就是做得差，捂着盖着没用。他今天过来，就是来找答案的。刘文清搁下笔，端起旁边那个缺了口的粗瓷茶碗，吹了吹热气，慢悠悠喝了一口。茶是劣茶，碗是破碗。这老头在孝州蹲了二十多年，身上一股黄土味，跟本地的老农几乎没什么分别。他拿眼角扫了一下沈砚。这个年轻人他见过两回。头一回是南宫珏主持的州务通气会上，沈砚站在末尾，一句多余的话没讲，但问的三个问题全扎在要害上。第二回是前阵子调粮的事，解州缺粮，沈砚发了份急函过来，措辞干脆，一不卖惨二不绕弯，直接列了数目和还粮的时限。刘文清当了几十年地方官，见过太多嘴上客气、肚子里全是弯弯绕的人。沈砚不是。这人身上有股子犟劲，认准了的事不回头，做不到的事不吹牛。对脾气。“沈大人，你我都是一州主事，都给国公爷办差，哪来的上官下官。”刘文清放下茶碗，用袖子擦了擦嘴角，“有什么问题，直说。”沈砚点了点头，没再绕弯。“新政推行，阳奉阴违者极多。清丈田亩也好，革除苛税也好，上头文书一下去，州县衙门里接着的人，表面上应承得痛快，转身该怎么收银子还怎么收，该怎么瞒报还怎么瞒报。”他顿了一下，拿指头敲了敲桌面。“汾州我亲自盯着，查出来不少，也处理了不少，暂时稳定了。可您也知道，这种事情，不可能把每个县每个乡都跑一遍。人手不够，时间也不够。”“我想知道，孝州和青州是怎么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刘大人在孝州，新政一推就动，中间没遇过这种事？”刘文清扬起眉头。这个问题问的，当真是一针见血。“沈大人，你当初在津源县主持新政的时候，自己没有答案？”沈砚思忖片刻。他脑子里闪过津源县的许多画面。淤泥堵塞的水渠，荒废的良田，饿死在路边的灾民。“在津源县，我做的事情很简单。”沈砚答道，“让人吃饱，穿暖，有房子住。我带人挖水渠，开荒地，修工坊。”刘文清点头：“干得不错。但那些事情靠什么干成的？”“靠人。靠钱。”沈砚毫不迟疑，“国公爷给了银子，给了粮食，给了新式农具。铁林谷的匠人手把手教。没人敢在津源县捣乱。”“对。”刘文清点点头，“你在津源县能把事情办到底，是因为国公爷帮了你。”刘文清身子往后靠了靠，“现在你管着汾州和解州。地方大了十倍不止，人口多了几十倍。国公爷还能把所有的钱财和人手都砸给你吗？”沈砚沉默下来。自然不能。“你问孝州和青州怎么推新政。”刘文清端起茶碗，啜了一口，“青州是国公爷的大本营。铁林谷就在边上。百姓每天看着烟囱冒火，看着商队进出，那是实实在在的神迹。新政在青州，那是顺水推舟。”“那孝州呢？”沈砚追问。“孝州不一样。”刘文清摇摇头，“孝州的底子，是国公爷拿命换来的。”“当初孝州大疫，满城死人。国公爷和夫人亲赴疫区一线。就是靠着一己之力把孝州百姓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孝州人认国公爷，胜过认玉皇大帝。”“所以你学不来。”刘文清看着沈砚，“你汾州没有铁林谷，解州也没有经历过那种让百姓与国公爷生死与共的劫难。”“你要推新政，面对的就是上百年来盘根错节的老规矩。”沈砚眉头拧紧。事情就是这样。下达清丈田亩的文书，到了县里，县令敷衍，衙役包庇。大家相互串通。真去查实，发现下面的人跟地方豪绅早穿了一条裤子。不仅如此，新收编的那些官员嘴上对国公爷感恩戴德，私下里却把新政的条款改头换面，依然是压榨百姓的套路。“刘大人。”沈砚直视刘文清，“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刘文清沾了点茶水，在桌面上画了一个圈。“这是一杯酒。”刘文清指着那个圈。他又手一挥，画了一个大得多的圈。“这是一片湖。”他抬头看着沈砚：“三千铁林谷战兵，打穿一个州，轻而易举。”“但打下来之后呢？”“你总不能让这些拿着刀剑的战兵去当县令当主簿。”“国公爷培养了一批懂新政、懂算账的人。”“但这些人，就这么一杯酒。”刘文清的手指点在那个小圈上。“把这一杯酒，倒进这片湖里。会有什么结果？”沈砚没有犹豫：“当然会消失。连点酒味都闻不到。”“这才是要命的事。”刘文清压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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