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阿茹公主骑马离开的身影，沈砚忽然有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但很强烈。就好比你在路上走，迎面来个陌生人，对方没开口，你也没开口，可你就是知道，这人跟你是同一路的。他想起了铁林谷那个人。最初见面的时候，林川刚被册封为清平县伯，他想着津源县正好是县伯的封地，便去拜见一番，试试能不能骗点银子，修一修津源县的水利。他当时就是那么想的。那时候，谁能想到今天？沈砚想不到。但他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见到县伯的时候，对方几句话就把自己给撞到了。因为他说出了他藏在肚子里好多年、说不出口的东西。什么东西？他也说不太准。大概就是……原来有人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县伯这个人，若是放在大乾的官场里，是个怪胎。他不考科举，不拜码头，不结党营私。他杀贪官的时候不请旨，分田地的时候不看脸色，搞新政的时候不管什么祖制规矩。朝堂上那帮人提起他，牙根都痒。离经叛道。目无尊卑。不守臣道。这些帽子，往他头上扣过不知多少顶了。若是搁在太平年间，这种人早被群起而攻，贬到岭南种荔枝去了。可偏偏赶上乱世，偏偏他能打仗，偏偏他治下的百姓日子越过越好。沈砚当年在津源县写陈情文书，七页纸，字斟句酌，引经据典，从盐铁聊到民生，自觉写得叫一个酣畅淋漓。上头批了四个字。不切实际。他在衙门后院坐了一宿，天亮的时候把那份文书叠好，锁进了柜子最底层。不甘心又能怎样呢？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在一个穷县里修修补补，能多几亩活田、少饿死几个人，已经是他力所能及的了。后来遇见县伯，才知道天外还有天。县伯不写陈情文书。他直接干。这种人，沈砚以前只在书里见过。史书上叫“经世济民”，民间叫“为老百姓说话的人”。但书里的那些人，多半结局不好。不是被贬就是被杀，要么死在朝堂倾轧里，要么死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县伯不一样。他不光有理想，还有刀。有刀的理想主义者，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沈砚拼命。在津源县的时候拼命种地修渠，在汾州拼命肃清余孽，在解州拼命挖泥巴。他之所以拼命，一不为了升官，二不为了发财，三更不是为了什么青史留名。他就是想让那个人知道——你没看错人。沈砚这个泥腿子县令，值。这个念头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赵生不知道，南宫珏不知道，秦明德也不知道。他觉得说出来就矫情了。一个当官的，干好本职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非要往上头贴个“为了谁”的标签，那叫邀功。他不邀。闷头干就完了。可今天，在阿茹公主身上，他看见了一模一样的劲儿。她也在拼命。把自己从一个只会骑马射箭的草原女子，硬生生磨成了能读《水经注》、能算盐场产能、能判断工匠方案对不对、能让两万骑兵心服口服的人。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大雪封路四十天，窝在毡帐里啃那些汉人写的半文半白的书。一个草原上长大的姑娘，汉字认全了都未必容易，何况是《齐民要术》《考工记》这种连汉人读书人都嫌晦涩的东西。她不光啃下来了，还用上了。沈砚在津源县当县令的时候，见过一个寡妇。男人死在矿上，留下三个半大孩子，最小的那个走路都不利索。那女人白天种地，晚上纺线。冬天手上的冻疮裂得往外翻肉，她拿稻草缠一缠，接着纺。从来没跟谁诉过苦。邻居问她图什么啊嫂子，你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改嫁算了。她摇头。说男人活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等攒够了钱，送老大去县学读书。男人死了。这句话她替他扛着。三年后，她真把老大送进了县学。沈砚那天站在县学门口，看着那个女人笑。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手上的冻疮疤一块叠一块，笑起来眼角全是皱纹。可那个笑，是沈砚这辈子见过最好看的笑。世上最硬的东西不是铁，是一个人心里头认定了的念头。谁也砸不烂。阿茹公主也有这么个念头。但她比那个寡妇复杂得多，也难得多。寡妇扛的是一个家。她扛的是一整个族群，还有族群背后那个人交付的信任。两万骑兵的吃穿用度得她操心。几十个部族之间谁跟谁有世仇、谁跟谁抢过牧场、谁家的姑娘嫁到汉人那边受了委屈，桩桩件件都得她出面摆平。汉人跟狼戎混居通婚闹出来的鸡毛蒜皮，也归她管。还有雷霆湾的战马繁育、铁匠坊的技术引进、草原各部的盐铁分配……随便拎一件出来，够一个干练的地方官忙半年。她一肩挑了。赵生在后头咳嗽了一声，打断了沈砚的思绪。“大人，咱该往回走了。”沈砚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盯着阿茹离去的方向站了不知多久，手里还攥着那卷羊皮纸。他松开手，把羊皮纸小心卷好，揣进怀里。两人往城里走。赵生跟在后头，忍了半天，没忍住。“大人，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你什么时候该说不该说的话少过？”赵生嘿嘿一笑，凑上来压低声音：“我觉得阿茹公主这个人，比咱们在朝廷里见过的那些官老爷都强。”沈砚没搭腔。“我是说真的。”赵生挠了挠头，“脑子转得比我都快。这要是搁在科举场上——”“搁在科举场上，她连考场大门都进不去。”沈砚打断他，“女人不让考。”赵生一噎。沈砚走了几步，忽然又开口：“不过你说得对。她确实比那帮官老爷强。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那帮官老爷读书是为了当官，当了官是为了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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