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北顾亲手拿着文书回到自己的值房。把那疊厚厚的《本年总录》放到案上,他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于腹前,开始思考。这些禀报,与他此前从高良夫处听闻的情形,大抵吻合。从征收、运输、仓储到课税,几乎每个环节都透着蠹蚀的痕迹,积弊如山,盘根错节。当然了,正如众人在言语间会有所保留一样,高良夫也不是什么都说的,跟他说的事情也不一定全都属实。台面之下,肯定还有更多未曾也不敢摆上台面的东西,这时候,李振敲响了门。“进。”对方是给他送茶水和《邸报》来的。陆北顾看着这位被他从盐铁司带过来的胥吏转身离开,若有所思。按照大宋制度,官员宦游,允许在对方自愿的前提下带胥吏走,而具体数量没有明确规定,不过从潜规则上讲,按照他这个级别是能带七、八个人的,这些人类似幕僚或者打杂的定位。至于官员则都是有官身的,任何调动必须经由吏部、审官院,乃至中书门下,哪怕再小的官,也不可以随意带走,只能走正规程序申请进行同步调动。因为这个过程非常麻烦,所以通常来讲,官员宦游都是带吏不带官。而且还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从京城调到外地,所携胥吏的开支通常都是可以由当地全部负担的,但从外地调到京城,则除非胥吏在该衙门工作过,不然京城的衙门通常都不会接收太多人,更不会帮忙全部负担。这里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譬如在嘉祐四年之前,三司判官作为路级主官发运使,安抚使、提刑官的直接晋升通道,调回京后都是例补的,那难道这些封疆大吏回京赴任三司,每个人都要把十几号乃至数十号根本不通账目的胥吏塞进三司吗?而就拿陆北顾举例,他在熙河路经略安抚使任上是有一个小型幕府的,作战参谋、打杂小吏乃至护卫将佐都有,但他调到三司担任盐铁判官,这些人几乎都没法带,因为专业极度不对口,同时带回京的人太多对他个人的财务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次陆北顾在离京前,初步挑拣了十来个跟他一同去了西北且表现尚可的盐铁司胥吏,挨个去问话,但因为家眷和生活习惯等因素,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他来东南的,而且京城的胥吏,一般其实也都不愿意随官员外任,除非特别有前途。最后,他一共带了以李振为首的六个人,其中李振是他当盐铁判官时就分配给他的,这六个人之前都是在盐铁司做事的胥吏,要么精通计算查账,要么精通盐铁司的某一项领域,辅助他处理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司的事务暂时够用了。其实从长远计,组建自己的可靠班底,确实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招人,大宋最不缺的就是人,而在于长期维持这个班底的开销......因倾倒于王霸之气,抛家舍业甚至主动掏钱来帮做事,在大宋可不太现实。所以不贪墨受贿的话,长期维持一支班底对官员来讲是个很大的负担。好在,陆北顾这些年还是攒下来不少钱的,他写了几封信,又唤来了始终随行护卫安全的黄石。“直接走驿站就行,以我个人名义投递。”这几封信里,有寄给从前在泸州州学成绩不算拔尖的同学如卢广宇等人的,若是进士难考,是否愿意来做他的幕僚;也有寄给崔台符、王璋的,请他们帮忙介绍精于刑名的胥吏过来;更有寄给熙河路通远军张载的,让他去问他的好友焦寅是否愿意再次入幕,同时请张载挑选几位在熙河开边后因伤退伍但尚有战力的西军老卒,来这边担任他的护卫。给这些人的待遇,肯定要尽可能地优厚,不然待遇不行,没人愿意离家千里来跟他干,即便来了也不会对他死心塌地。在纸上,陆北顾大略算了算开支。看到最终数字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忽然回响起来一句话,一句嘉祐二年的时候欧阳修跟他说的话。“年轻人别感觉俸禄多,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雇佣仆役,娶妻生子,往来应酬、接济亲朋,哪样不需要钱?老夫最有钱的时候,就是当初刚当官的时候,越往后,俸禄越多不假,但反而越不够花。”“哎。”陆北顾叹了口气,喃喃自语道:“欧阳公诚不我欺。”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他喝了口茶,开始翻看《邸报》此前的数日,因为一直在路上没到任,故而他是没有《邸报》看的,现在到了,总算是能看了。“大事没有小事不少啊………………”《邸报》上,报道了枢密副使欧阳修弹劾殿前都指挥使许怀德的事情,官家允许官员们对此议论。许怀德倒也没犯什么罪,只是做的事情不符合当下的庙堂风气。其人被官家加恩,由保宁军节度使移镇为建雄军节度使,而节度使都是从二品,品级相当于馆阁体系里的观文殿大学士,按照当下辞让的风气,这种级别的授命起码要上表辞让三次,但许怀德只写一份表章辞让,故而欧阳修弹劾他轻慢朝命。欧阳修是在故意针对许怀德吗?是两个人有仇怨吗?其实也不是。要真有仇,这时候最好的手段该捧杀才是,而作为枢密副使的欧阳修进行弹劾,其实是一种“先发保护”,也就是说,管军队的他弹劾了许怀德,言官就不好说什么更难听的话了。而对于陆北顾来讲,再下表几次没第了,那事就过去了。但陆北顾偏是。哪怕官家将赵宗懿的弹章给我看,并命我按风气分别写表章再八辞让,陆北顾也只是谢罪,并未再另退表章。难道是我鄙视此时过度辞让的风气,故而要以身入局将其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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