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我头疼欲裂的醒来，已经是临近中午了，坐在床上失神了一会，发现手机上面又多了好几条打电话没接的通知短信，其中有几条是赵亚洲妹妹打的电话。另外一个电话是汪宏宇的电话。在看到有汪宏宇的未接电话后，我回电话给了汪宏宇，在他接通电话后，我对着他解释起来：“昨天晚上喝多了，手机没充电，我刚开机。”“我估计你也是喝多了。”昨天晚上汪宏宇跟我在一起的，也知道我喝了不少酒，在接通电话后，他便立刻跟我兴......我猛地从沙发上坐直身子，胃里翻江倒海，喉咙发紧，嘴里全是苦涩的酒气和铁锈味。左手按在腹部伤口上，指尖立刻沾了湿黏黏的血——那层临时包扎的纱布早被渗出的血浸透了，边缘泛着暗红，像一朵枯萎的花。张君见我醒了，立刻递来一杯温水：“哥，慢点喝，别呛着。”我没接，只盯着手机屏幕发愣。凌晨五点四十七分。小姨今天出院，手续是上午九点前办完，车已经约好，司机八点半到医院门口。可现在连六点都不到，我连站都站不稳，更别说去接人。我闭了闭眼，喉结滚动了一下，把那股涌上来的恶心硬压下去。不能吐。小姨最见不得我狼狈的样子。她住院这十一天，每次我去探视，她都笑着问我吃饭没、睡得好不好、工作顺不顺利。哪怕自己插着尿管、挂着镇痛泵，她也从不喊疼，只反复叮嘱我：“安子，别为我耽误正事，你小姨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值了。”值了？可她左胸第三根肋骨下那个弹孔，至今还在渗淡黄的组织液；医生说，子弹擦过肺叶边缘，再偏两毫米，就是大出血窒息。而开枪的人，是赵公子叫来的。我低头看了眼自己沾血的手指，又抬头望向酒吧穹顶旋转的霓虹灯——蓝、紫、猩红，光晕在视网膜上拖出三道晃动的残影，像三条勒进皮肉的绞索。“张君。”我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生锈铁片，“备车。现在。”“你这状态……”“现在。”我打断他，一字一顿，“八点二十，必须到市一院东门。”张君没再劝，转身就走。宁海立刻起身去清场，周寿山则默默掏出对讲机调集外围人手。十分钟后，一辆黑色奔驰G63停在酒吧后巷口，车身低调，但四个轮毂上都嵌着暗金貔貅浮雕——那是近江地下圈子里认得的标记：陈安的人，不惹事，但绝不怕事。我撑着沙发扶手站起来时腿一软，膝盖磕在茶几角上，闷响一声。张君伸手来扶，我摆了摆手，自己抓起外套披上，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遮住绷带渗血的位置。镜子里映出一张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右耳后还留着一道未愈的刀疤——那是赵公子第一次带人堵我在滨江码头时，被他手下用碎啤酒瓶划的。当时我没还手，只把那人手指一根根掰断，然后蹲在他面前说了句：“告诉赵砚，下次再动我小姨，我不砍他，我剁他爸的脚筋。”赵砚——赵公子的本名。省委秘书长赵国栋的独子，省委大院里人人称一声“砚少”。可这次，他没动我小姨。是他找的人失了准头，子弹偏了，小姨替我挡了那一枪。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用疼逼自己清醒。车驶入晨雾时，天刚泛青灰。近江的凌晨永远带着湿冷的潮气，街边梧桐叶尖悬着将坠未坠的露珠，像无数双沉默的眼睛。我靠在后座闭目养神，胃里却像塞了一团浸透冰水的棉絮，沉甸甸往下坠。不是醉意，是钝痛。比刀伤更深的那种痛——是你明明知道对方是谁、为什么动手、甚至能预判他下一步怎么踩你脊梁骨，可你仍得把牙咬碎了咽回去，因为你还得活着，还得护着那个为你挡子弹的人。手机又震起来。还是那个陌生号码。张君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这次他没开口，只把听筒递到我耳边。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接着是带着哭腔的质问：“你……你真住院了？是不是很严重？”我没说话。她顿了两秒，声音陡然拔高：“你说话啊！我哥说你没事，可你都受伤了还喝酒，怎么可能没事！你是不是……是不是不想活了？”我终于开口，嗓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赵旻。”她猛地噤声，像被掐住了脖子。“你捅我的时候，”我慢慢说，“有没有想过，你哥找人朝我开枪那天，我小姨正在菜市场买豆腐脑，准备回家煮给你哥喝的——她记得他小时候住院，就爱喝这个。”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极轻的抽气，像是被人猝不及防扼住了气管。“她中枪的时候，手里还拎着塑料袋，豆腐脑洒了一地，白的，红的，混在一起。”我听见自己声音里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与己无关的病历，“你哥说那是意外。可世上哪有那么多意外？只有算计漏了的账，迟早要还。”赵旻终于哭出来，不是嚎啕，是压抑的、破碎的呜咽，像幼兽被踩断了爪子。“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语无伦次，“我只听说你砍了我哥，我只想……只想让他疼一下，就像他疼那样……”“疼？”我冷笑一声，“你哥疼的是皮肉。你小姨疼的是命。”电话那头彻底没了声音，只有断续的抽泣。我挂了电话，把手机反扣在膝上。窗外，市一院高耸的玻璃幕墙正缓缓浮现于晨光之中，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墓碑。八点十七分，车停在东门。我推开车门下车时，张君想跟上来，我抬手止住：“你们在外头等。”我独自走进大厅。消毒水气味浓烈得刺鼻。导医台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苍白的脸色和微微佝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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