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么赤条条来了南方。
湿热黏腻的空气，咿咿呀呀完全听不懂的鸟语，高楼大厦晃得眼晕。
兜里那点钱像雪见太阳，没几天就见了底。
在码头扛过包，在工地搬过砖，睡过桥洞，啃过发霉的馒头。
那时候就想，出人头地，混出个人样，风风光光回去，给爹妈长脸，给他们养老送终。
这是我许下的第一个承诺，对着北方的天。
后来经熟人介绍在一个地下赌场看场子，认识了这里的另一个打手邵诚。
阿诚是地头蛇，本地仔，瘦，精干，一双眼睛眯起来像狐狸。
那时候，他胳膊上已经纹了半条花臂，说话带着听不懂的鸟腔，“叼，北方佬，几能打喔？”
我和他也是不打不相识。
一次别的帮派来砸场子，我抄起板凳就上，他不知道从哪里摸出砍刀从后面包过来，我们背靠背打出一身血。
事后蹲在巷子口，他递给我一支红双喜，用生硬的普通话跟我说，“喂，一齐捞啦？”
我盯着他那双眼睛愣了半天，吐了口血沫子，接了烟，咧开嘴笑了笑，“行！一起混！我罩着你！”
从那以后，他就是我兄弟，“花臂诚”。
我是他大哥，“笑面鬼”，那时候还没“恶”字。
我们从小弟做起，收保护费，看场子，摆平事端。
我拳头硬，不怕死，他脑子活，会来事。
慢慢就有了自己的地盘，手下聚了一帮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