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朝廷敕令后，陈庆花了三天时间，总算是完成了太常寺的交接工作。想到这里，他就气打不一处来！明明是去吏部要人，要求吏部尽快增补太常寺少卿的，搞到最后自己这个正卿也要出京了！堂堂...太子目光沉静，不疾不徐道：“孤听苏师傅讲起一事——豌豆高矮之性，子代全高，孙代八高一矮，隐而复现，谓之‘分离’；又言麦穗疏密、稻秆强弱、棉铃大小，皆可循此理推演验证。里小父长于稼穑，深谙田亩之变，若肯俯身细察，分株编号，逐代记录，三年之内，必可立一新法，成一家言。”林主闻言怔住，手指无意识掐进掌心。他自幼随父下田，识得百谷枯荣，辨得千种虫病，却从未想过，一株禾苗的挺与折、一粒米的饱与瘪，竟能被数算出来，被写进书里，被后人称作“律”。他喉头微动，想说“老臣不过粗人”，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太子早将他神色收尽眼底，温声道：“此非空谈，亦非考较。孤已命尚膳监腾出西苑三顷熟地，专供试验。又拨银五百两，购种、雇工、建册、绘图，一应开销，由东宫支应。再调农事司两名通晓《齐民要术》的老吏为助，另配文书一人，专录日志。”张溶适时上前，递过一本薄册：“这是草拟的《育种纪略》初稿，含地块划分、植株编号、性状登记、杂交标记、子代追踪等十二法。里小父若觉可行，明日便可带人入西苑丈量布畦。”林主双手接过，纸页轻薄，却似有千钧重。他低头翻看，见内页密密麻麻画着方格，每格标“甲一”“乙七”，旁注“三月廿二，甲一株授粉，父本高秆青穗，母本矮秆黄穗”；又见一页贴着干枯豆荚，旁边墨笔小楷写着：“四代孙株，高者九十七，矮者十三，合八·七比一，误差在容限之内”。他指尖抚过那行字，忽然想起十年前在河西水渠边，自己蹲着数过一整垄麦穗的粒数，只为弄清为何同一块地，北头穗大，南头穗瘪——那时没人告诉他，这叫“田间变异”，更没人说，它能被记下来、算出来、传下去。他抬眼，声音低哑：“殿下……这法子，谁想出来的？”太子未答，只看向张溶。张溶道：“是苏师傅从古籍残卷中寻得蛛丝，又参以江南老农口述、夷陵轮船局试种记录，反复推演，方才厘清脉络。但真正能落地、能生根、能结果的，非里小父不可。”林主胸口一热，不是因褒奖，而是因“不可”二字。他一生最怕被人说“你不行”，也最恨被人说“你只配守旧”。可今日，竟有人把一柄未开刃的刀，连鞘递到他手里，说：这刀，只有你能磨亮。他忽而起身，深深一揖，额角抵在膝上，久久未起。太子亲自扶起他：“里小父不必如此。孤信你，不是信你的官位，是信你在河西教农夫修堰、教妇人窖薯、教童子识肥的那双手。”三日后，西苑田埂上插起第一面竹牌，上书“甲区·高矮对照圃”。林主挽着裤管，赤脚踩进泥里，亲手挖坑、点种、覆土。他让文书在册首题一行字：“万历九年四月十五日，始育第一代。父本：高秆青穗（采自徽州绩溪）；母本：矮秆黄穗（采自湖广襄阳）。记苗三百株，编号甲一至甲三百。”他不再提“创新性不足”，也不再驳回任何农学来稿。他让文书另设一匣，专收各地田户寄来的“异种”：福建红米、云南紫苞、辽东黑豆、甘肃旱麦……每粒都单独封存，附简帖说明产地、收成、异象。他亲笔批注：“留待杂交，验其显隐”。消息如风过野，不出半月，实学会农科部案头堆满新稿——不再是空泛议论“粪宜何用”“雨宜何时”，而是《建昌府三季稻茎节长与日照时长对照表》《潮州盐碱地棉株叶脉密度观测日记》《凤阳旱地花生单株结荚数月度统计》……林主一篇不驳，只命人抄录归档，按地域、作物、性状分类，排成一座纸上的“田亩图谱”。英国公李伟得知，先是冷笑，继而默然。他遣徐思诚赴西苑观礼，徐思诚回来后只说一句：“林公日日蹲在田里，手上有茧，册上有墨，地上有印。他若不算农学，天下再无农学。”李伟没再上奏。但他在家宴上，亲手给林主斟了一杯酒，杯底磕在案上，清脆一声：“老弟，你赢了。”林主仰头饮尽，辣得咳嗽，却笑出眼泪。与此同时，九江这边，瓷土厂已出第一批精炼瓷土，白如凝脂，捏之成团，抛之不散；化工厂亦破土动工，倭银公司派来的两位匠师，带着硝石提纯炉图纸，在江畔搭起临时工棚，就着瓷土厂排出的酸洗废液，熬出第一锅明矾结晶——雪白晶亮，映着江光，似碎银铺地。洪知府亲至工棚，捧起一小撮结晶，迎着日头细看。阳光穿过晶体，折射出七道微芒。“好东西。”他说，“火柴头一点就着，肥皂泡一搓就满，玻璃窗一装就亮。这些东西，将来要进千家万户，不靠朝廷发，不靠士绅捐，靠的是咱们九江自己烧出来的炉火。”冯天禄站在他身侧，望着远处码头上正卸货的几艘船——一艘挂着“夷陵轮船局”旗号，载着螺旋桨铸件；一艘漆着“倭银”朱砂纹，舱中堆满硫磺包；还有一艘船头刻着“胡记”二字，舱门一开，涌出十数个衣衫素净却眼神锐利的年轻人，腰间佩刀，袖口沾墨，正是胡商人从江南请来的画师。他们不是来卖画的，是来“改图”的。董匠头领他们走进新建成的绘图房，墙上已钉满佛郎机样稿：圣母抱婴图、圣徒持杖图、贵族宴饮图……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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