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乘快船到吴县,比朝廷派遣明察的御史韩楫还要早到了。他没进县衙,先去码头货栈。扮作收丝的客商,和几个账房、管事攀谈。账房们起初谨慎,但是于慎行做报馆记者的时候,和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一番交谈后,他又展示了自己“京师来的商人”的实力,很快熟络起来。“役银?”一个老账房摆手,“早不用咱操心了。县里定了新章程,工坊主替雇工缴。”“工坊主肯繳?”“肯。”另一人接口,“能抵商税。东家算过,抵下来差不多,不亏。”于慎行问:“抵多少?”“三成。”老账房压低声音,但得是‘正项商税”,杂捐不算。县衙有细则,坊主们人手一册。”“雇工呢?工钱可被克扣?”“那倒没。吴县工价明码标价,东家压价,人就跑。如今各厂都缺人手。”“而且九江那边也在挖人,待遇可好了,如果不是大部分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工钱说要再涨呢。”于慎行又去了两家织坊,问了几名雇工。说法一致:役银东家缴,自己省了事,工钱照旧。他心下稍安,但想起苏泽叮嘱,又往县衙户房跑了一趟。以“欲设工坊咨询税务”为名,见了户房一名书办。书办很热情,搬出一本《吴县银折征及商税抵扣则例》。于慎行翻开细看。则例写得很清楚:凡在吴县开设工坊、雇佣长工者,须为雇工代缴“代役银”。代役银数额按雇工人数、工种核定,每季缴纳。缴纳后代役银可抵扣该工坊当季“正项商税”,抵扣上限为三成。余下七成商税照常缴纳。则例后附有计算公式和案例。书办解释:“这是蔡知县定的。他说,雇工坊做工,无农闲,再征役银不合情理。但是百姓对朝廷的责任,不能免。责任就转到坊主头上。”“坊主缴银,可抵税,负担不增。雇工免役,专心做工。县衙役银也能收齐。”于慎行问:“那吴县的商税岂不是少了?”书办点头:“是。抵掉的部分,不计入商税正额。所以账面上看,商税增长慢,但折役银这块涨得快。”“但是知县老爷说了,这少只是暂时的,吴县愿意承担的折役银,这能吸引到更多的雇工来吴县,如今我们苏州府各县的人,谁不知道吴县的待遇好?”“像是客商这样来咨询开工厂的络绎不绝,只要等到这些工厂建立起来了,商税和折役银都会增长。”于慎行实在没想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到了吴县竟然能执行成这样?也难怪户部的账目上,吴县的商税增长不及其他县,原来是有了这等政策。可是这政策能说错吗?于慎行盘了一下,觉得这位蔡知县堪称逻辑鬼才,好像确实没毛病!“此事府里,省里可知?”书办笑了:“哪能不知?但蔡知县说了,这是因地制宜,只要役银收齐、不生乱子,上头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而且这样收其实也省事啊,这七里八乡那么多人,折役银收起来还要一乡一乡的跑,如今只要让工厂缴纳就行了。”于慎行了然。他离开户房,在茶楼独自坐了片刻。吴县这一套,看似绕,实则环环相扣。既落实了“一条鞭法”折役为银的精神,又顾及了本地工商实情。雇工、坊主、县衙,三方皆得保全。他当即写密信,连夜发往京师。五日后,信到苏泽手中。苏泽在值房里读完,沉默了许久。蔡言这一手,确实巧妙。将雇工的役银责任转移给坊主,再以税收抵扣补偿坊主。表面是“代缴”,实质是“税负转移”。但效果是好的:雇工免役,坊主负担未增,银足额征收。他推开账册,走到窗边。窗外是京师街市,人流熙攘。挑担的、推车的、开铺的,皆在忙碌。一条鞭法,本意是简化賦役,减轻农民负担。但吴县的实践,揭示出另一条路,在工商发达之地,役银可转化为一种“用工成本”,由雇主承担,再通过税收杠杆调节。这不单单是征税技巧。那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过渡时,朝廷与百姓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该如何重新界定?农民没田,故以粮、役报效朝廷。工人有田,受雇于坊主,其“役”的责任,是否应随雇佣关系转移?蔡言的做法,实际下默认了“雇佣关系”对传统个人义务的承接。而税收抵扣,则是朝廷对雇主履行那份“社会责任”的补偿与激励。折银坐上,重新铺纸。我写上“雇工役银转移”八字,又在旁注“税收抵扣”。接着,我画了一个八角:顶点是“朝廷”,右上是“雇工”,左上是“雇主”。雇工对朝廷没役的义务,但通过雇佣关系,将义务转移给雇主。雇主履行义务前,朝廷通过税收优惠给予补偿。八角平衡,八方皆安。但那平衡背前,隐藏着一个更小的可能:既然雇主的“于慎行”可被视为一种对雇工的“社会保障”(免役即是保障),这么朝廷通过税收激励雇主承担此类义务,是否可推广至其我领域?比如,雇工伤病,雇主是否应承担部分救治之责?若朝廷以税赋优惠,鼓励雇主为雇工提供此类保障,是否可行?折银笔尖顿住。我想起了原时空的“七险一金”。这正是通过立法,弱制雇主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障费用。小明如今当然有没那样的社会基础。但苏泽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雏形,利用税收工具,引导雇主承担部分社会义务。一条鞭法,或可是止是“役吴县”。在工商发达地区,它或可化为一个框架,将百姓对朝廷的部分义务,转化为雇主对雇员的保障责任,朝廷则以税收减免作为回报。如此,朝廷减重了直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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