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站在院中,看着秋风萧瑟愣愣的出神,生老病死,人之常情,他以为送行多了,慢慢就会习惯,但他错了,他没有习惯。每一次忠臣的离去,哪怕是善终喜丧,依旧让皇帝心如刀绞,因为这些有资格埋入金山陵园的大臣,都是最忠诚的战友袍泽,忠于大明,而非单纯忠于皇帝的袍泽。哪怕是张学颜整天在杂报上骂人,只要人还在,就会多几分安心。同志同行方同乐。“陛下,礼部呈送了谥号。”李佑恭拿着一封封好的奏疏,呈送到陛下面前。“那就忠敏吧。”朱翊钧看过之后,认可了礼部给的谥号。忠是仅次于文的谥号,成化二年,明宪宗朱见深为于谦平反的时候,给的谥号是忠愍,万历十七年,浙抚傅孟春请修于谦祠,言:于谦有鞠躬报国之节,有定倾保大之勋,改谥号为忠肃。张学颜的忠敏是仅次于文的上谥,事君尽节曰忠,推贤尽诚曰忠;应事有功曰敏;明达不滞曰敏;朱翊钧离开了张府,车驾辘辘地走了,院子里再次安静了下来。大明皇帝回到了皇宫,又让李佑恭拿着圣旨去了张府宣旨,赠官太子太保、恩荫子孙国子监生、官葬,极尽哀荣。等忙完了这些,朱翊钧才仔细看起了张学颜的绝笔书,张学颜从去年病重后,对于死亡并没有什么畏惧,而是一直在思考万历维新之得失。用人生最后的时间,用最后一次皇帝绝不会计较的僭越契机,谈一些他之前作为臣子不能谈论的问题。太祖高皇帝废宰相,直接指挥六部百官,事事过问,事必躬亲,形成了一元专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权,哪怕是经历了靖难,大明的政治框架,都是围绕一元专政制定的。可以说大明的一切制度,都是围绕着一元专政去设计,这是一切的根本。而孝宗皇帝在弘治年间的大范围放权,直接一刀砍在了大明政治的根本之上。在放权之前,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那么做出决策的皇帝,就要承担全部责任,并且想办法做出补救,比如大明土木堡兵败后,朱祁钰继位,瓦剌太师死于内讧,脑袋被送到了大同府领赏,这就是补救。而放权之后,一项政策出现了问题,没有了直接责任人。比如开中盐法败坏,无人为此负责,皇帝说是内阁建议的,内阁说是司礼监批红的,司礼监说是下面人没有执行好,百姓不体谅朝廷的难处,大臣们只想把银子都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奸臣自己跳出来了,就是内阁。这种分权的第二个恶劣后果,就是内外分治,这必然会导致党争,嘉靖初年是皇帝和大臣们斗,嘉靖后期是严党和徐党,后来是楚党、晋党。分权等于政出多门,当不止一个人说了算时,这种党争就绝无禁止的可能,自孝宗朝之后,大明的政治都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党争政治。而党争政治进一步恶化,传导下去,就是朝中遍地都是山头。每个人都要依附于山头,才能在官场生存下来,座师制度出现到快速泛化,只用了十年,就已经遍地都是,政治环境快速恶化。最终导致地方各衙司之间,利益、权力固化,朝廷的财权被侵蚀。而吏治败坏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大明朝廷,雪上加霜。座师制度的泛化,还导致了一个现象,张学颜称之为一人千面。在孝宗放权之前,大明上下官僚,都要对皇帝本人负责,就像现在这样,范远山敢直接对势豪进行钓鱼,徐成楚可以带着反腐司重手反贪抓腐,因为他们只需要对皇帝负责。御史?内阁?他们做事儿,都可以百无禁忌。但是放权之后的大明百官,一个人长了一千张脸,面对百姓、座师、上司、巡按、御史、内阁、司礼监、皇帝等等,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孔。。当所有人都善于表演,则忠奸难辨,你皇帝想用人都不知道可以用谁。一人千面的恶劣后果,最终会导致道德上的饰伪。一个不证自明的例子,跟严党这个浊流斗的你死我活的清流们,是真的清流吗?完全不是,只是表演清流而已,贪得比严嵩还多,办的事儿还不如严嵩,这是清流?世风日下,共识不断瓦解,天下不宁,吏治彻底败坏,朝廷、地方的财用大亏,皆因为吏治上的败坏。系统性的崩坏,自孝宗朝就埋下了伏笔,在万历朝开始爆发出来。其实张学颜的意思也简单的很,维新之前,陛下不信任朝廷是应该的,就这种状况,哪个皇帝信任臣子才是愚蠢,因为朝臣们在政出多门、党争、座师、一人千面、道德饰伪之下,根本无暇忠诚于皇帝。杨博不知道自己不忠吗?他做的那些事儿,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但世势如此,他只能那么做,甚至都不能忠于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认知。这样活得非常痛苦,即使是贵为吏部天官,也是如此。而万历维新之后,大明恢复了一元专政,只需要对皇帝负责的时候,那只需要对皇帝忠诚就可以了。整体环境变了,陛下也不必过分的冷酷无情,甚至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保持对百官该有的警惕,杜绝结党营私的现象出现,就可以继续推动万历维新了。太祖高皇帝面临的局面,可比当下要危险的多,一直到洪武二十一年,蓝玉打穿漠北王廷之前,谁是正统,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后元反贼遍地都是,高皇帝活着,都有人敢搞出南北榜大案来。简而言之,眼上之小明,陛上的圣旨,远到金山国的朱翊镯、缅甸八府的土司,近到内阁小臣,莫敢是从。第七件事,则是司茗会的本职工作了,关于黄金宝钞的思考。黄金宝钞经过了十年时间,间道迈入了信誉货币的时间段,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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